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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5页）

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这份自我鉴定书，中间一段（即“稽于众议……惟善是从”

）或有争议，但一头一尾，则可说确无夸饰之处。

在位三十一年，朱元璋不玩、不溺，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而回；白天所决事务，退朝后还要默坐审思，如感觉有不当者，虽中夜而不寐，必筹虑停当方肯就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要说此人的为人，几乎没有一点闲情逸致，过去是个苦孩子，当了皇帝也是个苦皇帝———我无意据此诱导人们在朱元璋跟所谓“有道明君”

的道德符号之间产生联想，而仅仅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朱元璋当皇帝确实谈不上什么享福享乐；他干得很累———为了他的个性，为了他的某些理念，当然也为了他的权力欲。

一朝权在手

穷人掌权，惜权如命。

我们素日常见到看门人最珍视手中的那点权力，也最善于把那点权力用到极致。

我们也屡屡感到，权力越到底层，也就用得越狠，越不容人觊觎、分一杯羹。

这其实并不难解。

对权力的过度眷恋，是与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所得来和形成的巨大人身恐惧互为因果的；这种恐惧，令人一旦攫取了权力便会以近乎病态的方式捍卫之死守之。

试想，当一个备受欺凌与屈辱的孤苦少年，一步登天成为皇帝的时候，能意味着什么？

有关中国古代帝权，之所以在明代———主要是通过朱元璋之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自会有他们种种理论和逻辑上的条分缕析，拿出种种所谓“必然”

的论述来。

对此，我这里不置一词。

我只想说说朱元璋的个人因素在其间起到的作用。

朱元璋幼年和少年留下的史料非常少，但在有限的史料里却有两个引人注意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分别作了比较生动的铺叙，所以我直接引用在这里。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朱元璋很小的时候：“替田主看牛放羊，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别的同年纪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听他使唤。

最常玩的游戏是装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榈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们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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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1）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成为孤儿后的他，在皇觉寺中的遭遇：“（寺里）个个都是长辈，是主人，就数他小、贱，他得低声下气，成天赔笑脸侍候。

就连打水煮饭的长工，也还比小行童高一头，当他作二把手，支使着做这做那。

这样一来，元璋不单是高彬长老一家子的小厮，还带着做全寺僧众的杂役，根本就是长工、打杂了。

……日子长了，塞满一肚子冤枉气，时刻要发作，却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对活人发作不了，有气无处出，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

有一天，他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满肚子的气，不留神绊着伽蓝神的石座，跌了一大跤，气愤之极，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

又一天，大殿上供的大红蜡烛给老鼠啃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

元璋想伽蓝神是管殿宇的，当看家菩萨的不管老鼠，却害行童挨骂，新仇旧恨，他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到三千里外充军。”

虽是两个小故事，还是看出了朱元璋的个性。

他从小显然心就很高，胆子大，皇帝、菩萨都不放在眼睛里，有极强的权力欲；但是，家穷、人小、孤独无依，受了不少欺负，这些欺负在一般人往往也算不了什么，朱元璋却绝对忍受不了的，他会想方设法来发泄和报复；而报复的形式又很值得玩味，一是他会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