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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对策则是“以己寘【填】之”

｛124｝，亲自坐镇北京以应付边患危机。

促使朱棣迁都的这三个原因，它们所占比重分别排一排的话，我的看法是，削弱藩王实力为第一，好大喜功为第二，摆脱在南京的不快为第三。

朱元璋在定都问题上，曾颇费斟酌。

他打下金陵（南京）后，在那里当了吴王。

后来统一全国，究竟选择何处为京师，暂定南京，考虑来考虑去，考虑过开封、洛阳和长安，十年后（洪武十一年）才正式宣布南京为“京师”

。

因此，说朱元璋对南京情有独钟，认定明朝都城只能建在南京，不是事实。

不过，朱元璋对南京并非情有独钟，不代表他会选择北京。

在南京以外的数种考虑中，北京不在其内。

朱元璋以光复汉族文明的英雄自居，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息，这在当年他以徐达为统帅发军北伐发布的文告中表露无遗：“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雪中国之耻。”

｛125｝朱元璋提的这些口号，连清末革命党人也还在用。

他是以中国被元蒙统治为耻辱的，而元大都则正是这样一个象征，所以在灭元之后，他特意将大都改名“北平”

，取其“平定北虏”

之意（无独有偶，清亡后，国民政府亦将北京改名“北平”

）。

基于这样的思想根源，朱元璋断不肯将他的汉族政权中心设于曾经的耻辱之地。

同时，他在南京、开封、洛阳、长安之间斟酌，亦是沿怎样才能更好地继承“中华之统”

这一思路来做定夺。

考虑开封，纯粹因为它是明以前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所在地（南宋的临安属于沦陷之后的偏安之地，不算数），但从地理形势和位置考虑，实在不佳，故而放弃。

洛阳、长安，则是千年来“中国”

最正统的建都之选，朱元璋很想延续这样的历史，但也因种种原因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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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36）

最后定于南京，可以说是朱元璋既坚持恢复“中华”

、又“与时俱进”

通盘考虑的结果。

除了地理与“王气”

这方面的考量（对此，刘基、陶安、叶兑、冯国用等许多人，早就做过各种论证，说金陵虎踞龙蟠，兼有长江天堑，相当得天独厚），金陵自三国时代以来，也有多次做国都的历史，而且除了曾被蒙古人统治，大部分时间没有沦于异族之手，“中华”

文明传统保存得比较好一些。

至于“与时俱进”

，实际自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乃至文化重心，都已南移，从黄河流域移至长江流域，商周秦汉之际北方的发达与繁盛，已然不再，南方，尤以长江三角洲地带为中心，渐成中国财赋之区和主要物产地，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集散地】”

｛126｝。

如抱着旧理不放，仍将国都建于长安、洛阳，固然颇能体现“中华”

光荣传统，但以古代交通之不便，空耗物力与民力的问题将是严重的。

所以，明定都南京，是顺应历史变迁之举，有其必然性。

此后，从明、清、民国至当代，国都之选始终在北京、南京两地之间，客观地说明了南京所具有的这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