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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记忆（第2页）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

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

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

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

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

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

那时农村实行合理负担，富裕人家要买公债，又遇上荒年，父亲不愿卖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从他手里卖去分毫。

他先是动员家里人卖去首饰、衣服、家具，然后又步行到安国县老东家那里，求讨来一批钱，支持过去。

他以为这样做很合理，对我详细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听着。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

春播时，他去耪耧，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起。

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

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

我旧的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

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很简短的碑文。

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

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

到保定上学，是父亲送去的。

他很希望我能成才，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

在我教书时，父亲对我说：“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

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父亲对给他介绍工作的姓吴的老头，一直很尊敬。

那老头后来过得很不如人，每逢我们家做些像样的饭食，父亲总是把他请来，让在正座。

老头总是一边吃，一边用山西口音说：“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