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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柏林谍影》是我的第三本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

该书的写作实际上是偷偷进行的，直到书籍得以付梓。

当时我还在从事秘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

该书出版后，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永远离我而去。

无论我怎样努力，譬如全家隐居到希腊的一个僻静小岛上，都再难回到以前。

可以说，《柏林谍影》是我在不显山露水的情况下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无论利弊，我的写作生活自此都将公开进行了。

对出版业来说，今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小”

勒卡雷书付印，因为匿名出书毕竟是所有称职艺术家所爱恨参半的非正常活动。

该书大约在五六周的时间内写完，非常地匆忙。

那时我在柯尼希斯温特区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利用早上的点滴时间和工作间隙进行写作。

甚至在莱茵河汽车轮渡上，我也在汽车方向盘上写一会儿。

有时候阿登纳总理的防弹大奔驰车（要么是宝马车？）就停在我旁边，我曾看着他迈着稳重的步伐走向办公楼。

当我报告说他目前所读的报纸种类时，外文部新闻司里总会一片哗然，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总是轻率地断言，是哪个主要撰稿人在影响着这位伟大的人物。

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早就没有什么人能对他施加影响了。

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对，他有时会对坐在挂外交牌照小车里的我报以微笑。

但那时的他身负重任，很少会表现出常人那样的神态。

我那时去柏林当然是因为柏林墙，我从波恩飞到柏林，看着柏林墙一天天地修建。

我和同去的大使馆同事，看着那些人正保卫着克里姆林宫的最新部署。

我的同事还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脸的傻笑，而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那样的表情，我只有在最严肃的时刻才会一脸伤感地傻笑。

当然对那种景象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反应，我只是觉得厌恶和恐惧，这也是柏林墙带给我的感觉—柏林墙是意识形态疯狂的完美象征，是这种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

人们太容易忘却恐惧。

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温特区的住所里听到要修建柏林墙的新闻的，那时有工人正在给我住所的餐厅粉刷。

勤恳的德国工人默默地将刷子洗干净后，像个好男人一样下班回家。

我们那时在大使馆的保密室里讨论过撤退计划。

可当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时，哪里会有藏身之处？在查理检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美国和苏联集团的坦克在一百码的狭长地带对峙着，相互瞄准着。

双方时不时开动战车，好像热车后就冲向对方一样。

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一场心理战，就像拳击恶战前的心理较量。

柏林墙那边，美国、法国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为窃听而被抓。

据我所知，他们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的，现在他们也只能为自己的失败而后悔了。

自那以后，许多特工转行，有些潜入了地下。

潜伏下来的特工只能用秘密电台联络，或者启用应急的约定密写方法。

有了柏林墙，间谍工作变得更加的隐秘，更加的危险，更加的复杂，当然参与的人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