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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小情侣热情高涨地去三元桥菜市场买鱼买肉,买新鲜蔬菜,手法并不熟练地和了面粉,做了红烧肉,甚至包起了饺子。
蒸汽在厨房升腾的时候,冰箱里塞满剩菜剩饭的时候,这些在父母手中,稀松平常的“过日子”
,对两个北漂的年轻人而言,是成长,是自由,是不再流浪,是茫茫都市里等着自己的那盏灯。
可惜,这样的热情没多久便被匆忙疲惫的快节奏生活消磨下去,相约在小区楼下街道边的“杭州小笼包”
“张亮麻辣烫”
,抑或由后回“家”
的那位带个肯德基全家桶,两份擀面皮,一不留神便成了后同居生活的新常态。
转眼,一年过去,这样的日子由开始时的春风得意,不知从何时起,变得也有些密不透风,两个人都隐隐地意识到,他们的关系需要有一种及时的突破,否则,便会错过那个窗口,万劫不复。
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谢晓丹旁敲侧击地试探了母亲的话,没敢提自己,只说大学一个女同学,和男朋友谈了几年,两家条件都一般,北京房子又贵,打算裸婚了。
母亲正在逼仄昏暗的厨房里准备年菜,她一边摇头一边把酸菜剁得山响:你们那女同学家里同意啦?这当爹妈的也够没心的,不买房子,两个人还能凑合,生了小的,咋整?全家租房子住吗?成家成家,没房子,那能叫家吗?现在的姑爷家都离得远,提亲哪,下聘哪,那些个老规矩已经没法讲究了,要是房子也没有,这姑娘也太上赶着了,什么好人家啊,至于这样。
“哎哟妈,你跟我爸结婚的时候不也什么都没有嘛,怎么现在反倒讲究起这些老规矩来了。”
谢晓丹表面的嚣张气焰藏不住心里的忐忑。
“那能一样吗?!
我跟你爸结婚那前儿,全国老百姓谁也没有自己的房,现在谁没张罗着给自己整套房啊,咱不说比别人多,那也不兴比别人少啊。
你也别跟我提你们那些假洋鬼子同事,中国人的规矩,多少年也变不了,就说我跟你爸结婚那前儿,房子虽然不是自己的,那也得是男方想法整个宿舍,至少也得聘个手表、自行车啥的!
姑娘嫁过去,就是你家人儿,生了孩子不也跟你家姓吗?既然这个规矩从古到今都没有变,其他的规矩也就不能变。
不对,照说现在的女人更能干,以前的女人也就是生孩子做家务,咱们中国女人生孩子、做家务,一样不落下,还要出去工作,挣得也不见得比男人少!
不赶着结婚这时候把该要的都要到,以后可都得靠自己扒。
这媳妇还没娶进门都不舍得,那就说明,根本不把你当回事!”
一番试探,谢晓丹没有听到能让自己吐口气的答案,却引发了母亲的高度怀疑与重视。
家庭不富裕,让身在其中的人都有种被岁月打磨出来的机警和强悍。
正月初六回北京那天,母亲再三嘱咐:我不管你跟小丁咋打算的,要结婚,房子必须得有,这个没的商量,其他都好说。
乘着夕发朝至的绿皮火车,当首都的第一抹朝阳开始融化结满冰凌的北归的车窗,悻悻的谢晓丹又变回了Amy谢。
人山人海的北京站,谢晓丹看到丁之潭单薄的身影,没有久别重逢的兴奋,却泛起股忧郁和无奈。
她不知该如何告诉他,母亲有关婚房的最高指示。
平心而论,除了在淘宝上买二手名牌包,在公司假装一手货这一件事,二十六岁的谢晓丹自信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污点,不仅如此,她还努力、美丽且独立。
纵然丁之潭搬来后就负担了全部房租和绝大部分日常开支,开口跟男人要钱花的事,谢晓丹可是从来没干过,甚至想都没想过。
小丁的薪水她大致有数,可这钱花了多少,攒了多少,都在何处,她就全无头绪;至于小丁的父母什么态度,有多少家底,她更无概念。
春节在老家,最要好的堂弟得知准姐夫和姐姐都住在一起了却没把工资卡上交,还颇为不满地嚷嚷:“这孙子太不爷们儿吧,我跟我女朋友头回上床,就把学校食堂卡给她了,南方男人就是鸡贼!”
谢晓丹当时朝他后脖颈子就是一巴掌:“你那破食堂卡里才有几个钱,能比吗?!”
堂弟边躲边喊:“是没多少钱,可是我全部的钱啊!”
是我全部的钱。
回出租房的路上,这句话一直在谢晓丹脑中萦绕,伴随着那些无法言说的不满和不甘,像一句咒语一般,驱赶出她的心魔,这心魔越战越勇,谢晓丹无力招架,亦无力挣脱,终于败下阵来。
还没出年,就病倒了。
躺在狭窄的出租房,灰白色的阳光穿过雾霾照进干燥的屋内,灰尘在光柱中飞舞,窗不明几不净,丁之潭也不知是干净还是脏的衣服袜子堆得到处都是,厨房已经很久没开过火,谢晓丹喉咙里火烧火燎,就想吃口热腾腾的炝锅面。
丁之潭在电脑前磨蹭半天,终于抬起屁股神情落寞地向冰箱走去。
两个人前后脚回到北京,冰箱里自然是弹尽粮绝,年前剩的沙拉酱、蛋糕,通通长了绿毛。
丁之潭左手叉腰,浑身的重量都压在那条穿着灰色家居裤的左腿上,他右手扶着冰箱门,保持这个动作呆立了足有五分钟,看得冰箱里都要开出花了。
要不是谢晓丹裹着被子从卧室蹭出来,这愣约莫还要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