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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4页）

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他父亲杨鹤死于袁州戍所，正在长城边防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昏过去。

众人又是大声呼喊又是掐人中才把他救转过来，但直到半个月后才知人事。

他知人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崇祯上疏，请求皇上能恢复亡父的官衔。

最后，他略带“威胁”

的口吻说：“如果不如此，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

崇祯想了许久，又考虑到杨嗣昌此时地位之重要，就颁布圣旨道：“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

杨嗣昌了却了一桩心事，对崇祯皇帝更是感恩戴德。

当崇祯皇帝希望他能回朝做兵部尚书时，他居然推辞了三次。

首先，他是个孝子，另外，对整个大明帝国了如指掌的杨嗣昌很明白一件事：此时兵部尚书那个位置就像一个火炉子，坐上去的人好一点的会烧得残缺不全，坏一点的就会被烧死。

但皇命难违，他只好于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

崇祯皇帝对此人的了解是这样的：有才华、办事干练、涉猎广泛、喜谈前朝历史，另外，其文学修养与辩才在崇祯一朝也是不可多得的大臣。

当这位能说会道的大臣出现在崇祯面前时，崇祯皇帝掩饰不住其内心的激动。

这一年离他召见袁崇焕已经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崇祯皇帝所受的煎熬非常人所能承受得了。

确切地说，当他一登基开始收拾大明的烂摊子到现在，没有被累死或是被气死已经是他的造化了。

如果说，他当年召见袁崇焕有十分欣喜与期待的话，那么，召见杨嗣昌就是百分的欣喜与期待。

召见袁崇焕时，西北还没有“刁民”

，而这一次召见杨嗣昌，是西北有“刁民”

，东有满洲人。

他看着面前的杨嗣昌，希望这位兵部尚书有点铁成金的本事能将内忧外患一举扫除。

杨嗣昌自然看到了崇祯皇帝的期待与焦渴的眼神。

他侃侃而谈，提出了三条他所谓的大政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

这三大方针的后两个方针并没有新奇之处，无非是老生常谈。

其实第一种也是老生常谈，杨嗣昌无非是想达到摆脱内外交困的目的。

崇祯二年（1629年）与崇祯九年（1636年）两次的满洲铁骑南下，让崇祯皇帝认为外患不平根本无法睡觉，正在蔓延的“流寇”

驰骋中原的内忧也让他头疼不已，但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战略上，这是根本无法回避的抉择。

杨嗣昌提出这种方针，但凡是个人就能提出来，并且都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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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的英明（2）

但这一方针在杨嗣昌这里并没有成为老生常谈，原因就是他实施的具体方法。

一般人对“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

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

。

但在没有消灭“流寇”

之前该如何处理与满洲的关系呢，首先应该是严防死守，其次是不主动出击，待国内安定后再对付他们。

但杨嗣昌却认为，这还是被动地防守，也要付出精力。

他说，与满洲议和。

崇祯皇帝听了大为惊讶，因为在任何一个中原皇帝这里，与外族寻求合作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自甘下贱。

可杨嗣昌却不这样认为，他当然也有华夷之辩，可作为兵部尚书的他更有强弱之辩。

多年来在辽东的经历早就让他洞悉明朝不论是兵力、财力都不足以与满洲人抗衡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