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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3页）

这一单生意没有按照6人意见一致的原则做，但功权认为这一次挽救了我们。

其他人表示不满，怪他连电话都不接；后来又把这块地买回来，里外里损失一个亿，这是我们在海南唯一的损失。

之后，功权感到特别委屈，有一次在南宁郊区洪秀全起义的一座山上开会，又提起这件事，功权极其痛苦，一个人跑到山上哭去了，我们不得不散会，四处去找，找不到人大家很担心，这里面包含太多复杂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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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不做“太平天国”

（1）

一个公司建立之初就要开始排座次，在我们创立公司时董事长的位置不是特别重要，法人代表、总经理比较重要，这两个职务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成立了董事会，最初董事长不是我，因为当时必须要有投资主管单位，让一个公家人来做董事长。

我是副董事长，但我给自己印名片写的是执行董事长，强调我是干活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

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功权当法人代表、总经理是比较合适的，没有争议。

一个执行董事长，一个总经理，剩下是三个副总，排完之后大家的心理有了一点点的变化。

潘石屹1992年初刚来时是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经理，后来变成副总。

6个人就凑齐了。

虽然都是副总，但权力是没有办法详细规定的，所以形成“权力大锅饭”

和“感情大锅饭”

的局面，所有事情都要6个人在场讨论决定。

这时情况变得比较微妙，最后谁说了算呢？名片、职务不同，但心理是平等的。

后来功权说他是法人代表，要承担责任，得他定，但如果大家不开心，以后可能就没责任可负了，所以多数时候他会妥协。

我是执行董事长，那时没有《公司法》供参考，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但我认定身先士卒一条，遇到烂事就上，没钱赶紧找钱，不用扬鞭自奋蹄。

我们自己把自己当干部用。

因为群众少，印完名片只有两三个群众，一个是功权老婆，一个是王启富的哥哥。

创业之初4个月不发工资，吃饭大家都凑在一起吃，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把自己人当干部了。

这段时间组织基础是热情，大家齐心协力干劲最高。

比如借第一笔钱时，投资人要来看项目，就是我们做的8栋别墅。

我们平时没有正经衣服，于是翻翻每个人口袋里还有多少钱，现买衬衫和领带。

当时金利来领带比较高级，我们忍痛割肉买了领带送给投资人。

最后，我骑着自行车去亚运村和他们签了协议。

1991年年底拿到了公司的第一笔大的借款——500万，功权去东莞取回来时，我们兴奋得都要跳起来了。

我想强调的是，组织进化阶段的排座次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个心理概念，赚取第一桶金靠的完全是集体决策，集体承担责任，在组织中的角色是自然分工，但越往后越重要。

1992年上半年赚了第一笔钱后，我们把欠大家的工资都发了，把家属也请出去了，开始吸收新人进来，生人一出现，就有了真正的上下级关系。

此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上面的人谁也制约不了谁，让底下的人非常难做。

由于上面的座次排得很含糊，进化得不够，最后公司形成了派系。

这种派系形态和传统江湖的派系很相似，组织效率极低，上面通过下面控制一些点，下面通过上面谋取自己的局部利益。

所以在合伙人中间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股权变成第二位，控制权变成第一位。

东北的项目，功权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西北的项目我说话的分量更重一些。

于是，组织被分割。

因为排座次有名分与事实上的不同，不同位次却有相同的权力，所以权力系统事实上没有合法性基础，在运行中又被分割成不同系统。

资本构成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在于你真出钱，没有出钱就没有当董事长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