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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3页）

对中国来说，道理也一样。”

贝克尔也谈到中国发展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贫穷国家相对更容易发展，因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具有后发效应，但当穷国逐步富裕起来后，就不可能永远借鉴，而需要发明自己的技术；第二，中国经济也存在着弱点，如资本市场、银行系统及国有企业等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解决这些问题也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利。”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认为，“我坚信，除非有政治原因阻碍，必须建议中国政府继续促进经济增长。

我告诉我的学生，在30年内，中国市场将比欧共体更大。

不是因为人均收入有那么高，而是因为人口众多。

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要实现那种高水平的人均收入，我看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外，没别的障碍。”

3。

关于法律和其他问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没有适当的体制，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因此，中国要做的事情似乎在于建立相应的体制。

如果体制建立了，就不用为私有化操心了。

如果我知道你能提供什么，你也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双方对此都很清楚，我们就不需要什么都由政府来操作。

但是政府有必要告知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要有些较先进的方法，但要慢慢来，不能快，走快了并不是好事。

我记得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当大象过桥时，你停下来让其先过去是明智的’，这是中国几千年前的名言。

谨慎为好，不宜操之过急。

你们与米勒先生谈过了是吗？我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但我记得有次他曾对我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

我同意这个观点。”

1980年诺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

克莱因指的四个问题分别是：收入分配问题、通胀问题、人口问题，以及能源、交通和通信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潜在危机，绝不可掉以轻心。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说：“我认为*主义只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须崩溃的理论。

它并非关于如何建设经济的理论。

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中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经济高速增长……我的一个也曾获诺奖的朋友同样非常强调体制的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某一些体制比另一些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我认为从政府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建立起那种体制、那种市场形式、那种法律制度，以最有效地促进资本形成，促进高储蓄，促进快速地技术革新，鼓励最有才华的人精神饱满地工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5）

1985年诺奖得主弗兰克·莫迪里亚尼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是一种不确定的预计的可能性。

你为了利润回报要多承担风险，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意味着你将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这将导致资本结构中大量的债务。

因为每当你以债务替代资产时，你将提高预期利润，预期利润提高……利润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

你应该做的是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那是M…M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即指出了经营管理的核心是什么：不应该基于这毫无意义的利润最大化的观念，而是更有意义的观念，即努力使股东所拥有的公司价值最大。”

1970年诺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说：“许多化妆品公司，它们卖‘希望’，而不是卖‘美丽’，只是卖‘变得美丽的希望’，买它的人有自知之明，他们希望改进自己的外表，但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电影明星。

我想指出的是，这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它强调我们的大部分欲望都要得到适当的满足，要比得过我们的邻居。

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是因为我们的邻居买它们，我们希望显得比邻居更富有，而不是因为买了它真的能使我们更幸福。

但胜过邻居使我们感到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