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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3页）

意大利经济增长缓慢，对外国事务的干涉使它窘迫不堪，并且因1896年在阿杜瓦之战中被埃塞俄比亚打败而备受羞辱。

和德国一样，其政治体系也有很多敌人：不接受新政府的天主教堂，对在现存体系内改革已经绝望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或渴望冲破腐败无聊的政界束缚的右翼民族主义者。

战争期间，强国中最穷的意大利只得超前消费。

到1919年，它共欠盟国7亿英镑，战时通货膨胀比除俄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高。

在抵抗奥匈帝国的前线，指挥不良、设备落后的意大利士兵在向阿尔卑斯山脉攀登途中死伤惨重。

1917年，军队在卡波雷托溃败；为此意大利人责备将军以及国家体制。

到1918年，50多万人丧生，重伤人数更多。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残缺的胜利”

这个后来非常流行的词组已经开始出现在意大利，有关革命的讨论也随处可闻。

由于自由党人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不再支持政府，奥兰多不得不越发依靠右倾的民族主义者。

他急需在巴黎赢得胜利或胜利的曙光。

如果桑理诺及其保守党朋友坚持《伦敦条约》，他们就能得到；如果一些民族主义者想得到比许诺给意大利的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地区更多的领土，如阜姆，也是可能实现的。

他甚至可以通过谈论对散居国外的意大利人（但不包括将受意大利统治的德国人和斯拉夫人）施行威尔逊的自决原则而赢得自由党的支持。

奥兰多提出一个受民族主义者欢迎的方案，但却惹恼了盟国：“《伦敦条约》和阜姆。”

当阜姆问题变得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而言关乎生死，对威尔逊也异常关键时，奥兰多和其他人一样惊讶不已。

意大利代表团另一个强悍人物桑理诺支持《伦敦条约》（毕竟该条约是他参与谈判的），但对阜姆没有兴趣。

劳合·乔治认为：“他明白事理，不想为了蝇头小利而牺牲更多。”

然而，他将对意大利在巴黎的灾难性外交负全部责任。

奥兰多得以逃避责任，部分是因为他的英文没有桑理诺好。

另外，如劳合·乔治所说：“他性格和蔼，和他打交道令人非常愉快。”

他还错误地断言，“他和威尔逊总统之间没有观点和原则上的本质分歧。”

奥兰多也极受美国人欢迎，豪斯写信给威尔逊说：“如果奥兰多在的话，我想我可以有所作为，但桑理诺简直无药可救。”

相反，桑理诺“阴沉严厉，刚硬死板，很难对付”

。

他言语不雅，在巴黎几乎没有朋友。

1919年，西德尼·桑理诺已经七十出头了。

他一头蓬乱的白发，胡须无力地下垂，突出的眉毛下嵌着一双凹陷的眼睛，表情非常严肃，看上去是个典型的意大利保守派政治家和传统的欧洲政客。

实际上，还远不止这些：在天主教占多数的国家，他信仰新教；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写下有关但丁的比阿特丽斯（《神曲》中的人物——译注）的文章；同时也是杰出的雄辩家。

他出生在埃及，父亲是意大利犹太商人，母亲是爱尔兰人，因此，桑理诺是以一个外人的身份闯入意大利政界核心的。

他是守旧的自由党人，并持续右倾。

虽然他立志帮助群众，但却不相信他们的自助能力。

战前，他两次担任总理，因为诚实、无私，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重。

1914年，他当选为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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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退出（2）

一个不是敌人的人说，他因自己与众不同而非常自豪：“战前，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外交官时，我经常在他位于图拉真广场附近的漂亮房子里见到他，但我不喜欢他高傲的姿态。”

然而，桑理诺也有另外一面，年轻时，他也深深地爱过，但是没有结果。

他在日记中写道：“谁能够爱上像我这么一个毫无外表和人格魅力的人呢？”

“我会为感情付出一切！

只有感情才能减轻那毁灭我、让我令人讨厌并使我无法长期从事严肃事业的黑热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