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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和会打破了外交先例（这一点激怒了德国人），最终将德国代表召至法国接受条约。

和会人员本希望会议能更简短，更有组织性。

他们还学习了惟一的先例——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

外交部委托某著名历史学家写一本关于维也纳会议的书以指导巴黎和会（后来，他承认自己的著作几乎没起任何作用）。

维也纳的和谈人员面临的问题虽然也很庞大，但比起巴黎和会上的问题要更直接。

维也纳会议召开时，担任英国外交部长的卡斯尔雷勋爵只带了14位随行人员，而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人数近400。

而且，在1815年，所有问题都在从容平静中解决：卡斯尔雷及其同僚一定会对1919年公众对巴黎和会的严格监督惊骇不已。

另外，参与的国家很多：共有3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前往巴黎，包括1815年时还不存在的意大利、比利时、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

当时，拉丁美洲国家依然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泰国、中国和日本还是遥远而神秘的国家。

现在，在1919年，这些国家的外交官身着细条纹的裤子和双排扣长礼服出现在巴黎。

维也纳会议除了发表宣言谴责奴隶贸易，再也没有关注非欧洲世界，而巴黎和会则论及了从北极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从太平洋诸岛到所有大陆方方面面的问题。

维也纳会议在1789年法国革命掀起的剧变平息之后召开。

到1815年，革命的影响已深入人心，但1919年时俄国革命爆发仅两年，其对世界的影响还不明显。

西方领导人看到布尔什维克正从俄国渗出，威胁着他们的宗教、传统及维系社会的一切纽带。

在德国和奥地利，战士和海员叛变，苏维埃工人和士兵已经在城镇夺权。

巴黎、里昂、布鲁塞尔、格拉斯哥、旧金山甚至位于加拿大大草原的僻静的温尼伯都发生了大罢工。

这些互不相干的革命火焰来自于地下的熊熊烈火吗？

1919年巴黎和会的和谈者认为他们在抢时间完成工作。

和维也纳会议的前辈一样，他们也必须重新划定欧洲地图，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得考虑亚洲、非洲和中东。

“自决”

是和会的格言，但却无助于在互相竞争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做出选择。

调停人员必须充当警察同时救济饥民。

可能的话，他们还必须缔造新的国家秩序以杜绝世界大战再次发生。

威尔逊许诺要采用新方法保护弱者，解决争端。

这次大战是耗费巨大的愚蠢之举，但或许也有好的结果。

当然，调停人员必须制订条约。

毫无疑问，必须惩罚德国，因为是它发动了战争（或者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它战败了？），并根据和平路线规划其未来，调整其边界，以在西部补偿法国，在东部补偿新兴国家。

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也必须签订条约。

奥匈帝国是个特殊问题，因为它已不复存在，所剩的仅是微小的奥地利和摇摇欲坠的匈牙利，它们的大部分领土都划给了新兴国家。

人们对和会抱有的期望越大，失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调停人代表各自的国家，由于大部分都是民主国家，因此他们必须重视公众意见，提前考虑下一次选举，权衡满足或忽视其他国家重要意见的代价。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完全自由的。

而且，那种认为原有边界都悬而未决的想法非常普遍。

巴黎和会为提出各种旧要求和新主张提供了机会。

英国人和法国人私下就瓜分中东达成了一致，意大利人反对新成立的南斯拉夫的要求，因为他们不希望邻国强大。

克雷孟梭对一位同僚抱怨说：“打仗比和谈容易多了。”

前言：1919年的巴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