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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1（第2页）

我们在学校图书馆找到各种年鉴和医学期刊，甚至找到一本1987年的旧书，里面搜罗有各种保险精算表。

我们非常认真地收集各种数据并加以计算，将人类脆弱且易受到伤害的原始证据一一记录下来。

日记最初分为八个基本类别，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有许多事情比飞机坠毁、家庭变故和癌症更可怕。

在我家明亮的阁楼卧室里，我和詹妮弗坐在洒满阳光、靠着窗户的座位上，两人都默不作声。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詹妮弗拿起笔，用粗体黑字写出新的标题——诱拐、强奸和谋杀。

丰富的统计数据令我们得到不少安慰。

毕竟，知识就是力量。

我们知道，死于龙卷风的概率是两百万分之一；死于空难的概率是三十一万分之一；死于小行星撞地球的概率则是五十万分之一。

根据我们对各种可能事件的扭曲看法，记住这串无止境的数据，多少能减低我们的死亡概率。

后来，我们的心理医生称之为“奇幻思维”

。

那年的某一天，我回到家中时，发现十七本日记全部堆在厨房的桌子上，爸爸妈妈都坐在那里等我，双眼噙着泪水。

当年我十六岁，詹妮弗的爸爸因为三度酒驾被关进了监狱，她搬来和我们一家人同住。

我们会定期坐公共汽车去看她爸爸，因为我们觉得，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开车不安全（又过了一年半后，我们俩才拿到驾照）。

我从来就不喜欢詹妮弗的爸爸，后来发现她也不喜欢。

现在回头想想，真搞不懂当时为何要去看他，但我们的确那么做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都会去探监。

大多数时候，那个酒鬼只是看着詹妮弗哭，有时也会试着和女儿说话，但从来都说不了几句。

詹妮弗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即使我们被关在那个地窖的时候，我都没见过她那样。

这父女俩从不倾心交谈。

我通常坐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烦躁不安地等着。

詹妮弗和我无话不谈，但她从不和我讨论她父亲，而且只字不提。

所以，每次探监后坐车回家的途中，我只是握着她的手，她则默默地盯着窗外。

中学毕业上俄亥俄大学之前的那个夏天，我们的焦虑感已经达到癫狂状态。

很快，我们将会搬离居住的阁楼卧室，踏入充满未知性的大学校园。

为了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拟定了一份伤害规避清单，并将它挂在卧室门背后。

半夜里，常常失眠的詹妮弗会爬起来在清单上添加些内容，例如，永远不要晚上一个人去学校图书馆；停车地点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永远不要超过六个车位；遇上汽车爆胎时永远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

永远都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搬走之前，悉心打包了一个行李箱，在里面装满了数年来收集的生日礼物和圣诞节礼物，还有各种面具、抗菌肥皂、手电筒、防狼喷雾器等。

我们将宿舍选在一栋低矮的大楼里，万一发生火灾，也可以轻易跳楼逃生。

我们下功夫对校园地图进行了一番研究，并且提前三天去学校报到，然后检查各条步道和走廊，评估各处的照明情况、能见度以及到达各个公共区域的距离。

一进寝室，连行李包都还未来得及打开，詹妮弗便掏出她的工具在寝室窗框上钻孔，然后我在木头中插入坚硬的小金属条。

这样，即使窗玻璃打碎也无法从外面打开窗户。

我们在窗户边安置了一条绳梯，还摆放了一套钳子，方便我们需要快速逃生时将金属条拆除。

我们还得到校园安保处的特别许可，在房门上多加了一道门闩。

最后，詹妮弗小心翼翼地将伤害规避清单挂在我俩睡床之间的墙上，我们一起满意地打量了一番房间。

也许老天爷最终还是不肯放过我们，又或许，在外面世界的生活中，风险远远超出我们的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