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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揣测，怀疑我们家族内部是否关系不和。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亲眼见过一些成功商业人士的孩子娇生惯养、不可一世，而他不想让自己的小孩儿也变成那样。

他是个务实的人，比如说，他出资购买了一片土地，在转租给我之前，要求我出具了一份让这片土地赢利的商业计划书。

他会要求计划书里出现的数字都有据可依，容不得半点儿马虎。

同时，我母亲的毕生追求就是帮助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在帮助孩子发挥出他们的潜力方面。

她非常喜欢为外国交换生提供食宿，也会帮助奥马哈市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会让她义愤填膺。

以前，她的车上贴着一张写着“好人来自各色人种”

的保险杠贴纸。

后来，居然有人把上面的“各色人种”

几个字刮掉并写上了“白种人”

，这着实吓了她一跳。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和姐弟们开始第一次做慈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母亲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我们的鼓舞有关。

那天，父母把我们仨叫到了一起，父亲说他准备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会，我们姐弟三人每人每年可以决定10万美元的用途。

当时，我们主要是资助当地的一些慈善机构，比如内布拉斯加州娱乐和公园局（NebraskaGameandParksBoard）、老大姐老大哥项目（BigSisterBigBrotherprograms）和奇卡诺人意识提前教育项目（ChicanoAwarenessHeadstartProgram）。

私下里，我还给这个基金会取了个小名，叫“舍武德基金会”

（SherwoodFoundation），因为它就像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兄弟一样伟大。

后来，事实证明我们非常喜欢这样一个低调的基金会，因为它的善款数额既足以资助那些慈善机构，又不会超出我们分析和投资的能力范围。

但很快，我们就不满足于现状了。

在1999年，父母决定是时候给我们一大笔钱，让我们在自己选择的慈善领域中大展手脚。

苏茜、彼得和我每人获得了约2650万美元作为我们个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

正是在那段时期，我初步涉足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不久之后，我们便买下了南非林波波地区有猎豹出没的一块地产，并出资建造了一个猎豹园和研究中心，名叫“朱巴特斯”

（Jubatus）。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人生不过仅有“40次机遇”

，也顿悟到，如果我不先去帮助那些饱受饥饿之苦的人，保护野生动物就无从谈起。

记得我和母亲在2002年一起去了加纳，这些年，她也时常和我谈起我们的慈善事业。

其间我四处游历，沿途拍下了许多照片，从中也体会到了自己身上担负着奉献世界的重大责任。

对此，母亲感到无比欣慰。

2003年，母亲被确诊出癌症，这对我们全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自那之后，我们常陪伴她左右，跟她一起共渡难关。

正如她在查理·罗斯的访谈中提到的，她鼓励父亲拿出更多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

2004年1月，她拿出了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5140万美元的股份捐到我们的慈善事业中，这是继我父亲之后的第二份大礼，我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富有爱心的善举。

母亲逐渐从这场大病中恢复了过来。

出人意料的是，一年后，也就是2004年，她还是病逝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也是世人的损失。

但是她仍然在以别的方式鼓励我们做善事，她在遗嘱中为我们的基金会做了安排。

2005年，苏茜、彼得和我的基金会分别从她的遗产中获得5160万美元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