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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4页）

和“安全”

两层意思，苏茜就理解成了安全分析员。

据苏茜说，“其他小孩儿看了还以为我爸爸负责到处检查防盗报警器呢。”

我当时也以为父亲是一名保安，我告诉了彼得，然后我俩都觉得这个职业很酷——而我却不记得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问问爸爸，他的枪在哪儿，为什么他不穿制服，他花这么多时间看书和打电话，怎么还有时间做保安。

我的母亲是一位很会关心人的慈母，对我们总是照顾有加，不让我们脱离成长的正轨。

这个任务到了我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挑战。

我那时是个精力旺盛、有点儿叛逆的小孩儿。

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做了件令人讨厌的事，母亲让我回房间，然后把我反锁在里面，让我好好反省几个小时。

淘气的我从窗户爬了出去，到附近一个五金商店，赊账买了一个闭锁器，然后再爬回房间，从房门里面安装好这个东西，所以当我的惩罚结束之后，母亲想进房间也进不来，这简直是火上浇油。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要教育、包容调皮捣蛋的我真是需要极大的爱心和耐心。

母亲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我家的院子和奥马哈。

这就是那个多余的房间派上用场的地方。

她有一颗好奇心，为人慷慨大方，当我还小的时候，母亲便让一些在当时的奥马哈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念书的交换生来家里寄宿。

之后，有大约六七个交换生寄宿在我们家，每个人一住就是7个月。

我记得第一个交换生是来自苏丹的名叫莎拉·埃尔·马赫迪（SarahElMahdi）的一个优雅的年轻女子。

那是1960年，我才5岁，所以很多细节都忘了，但我可以想起她穿着有非洲特色的五颜六色的印染披肩和服饰的模样。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的时候，萨拉就住在我家。

当时我很惶恐，又被蜇得很疼，萨拉还照顾过我。

警棍和长长的队伍

另一个曾寄宿在我们家的交换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她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的薇拉·维特瓦罗娃（VeraVitvarová）。

她寄宿在我们家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1968年初，短暂的“布拉格之春”

（PragueSpring）运动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作家，政府也日益开明。

很多人乐观地以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铁幕国家即将迎来改革，但是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开启改革的序幕。

截至那一年的8月，他派遣了成百上千的苏联士兵侵略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的部队都聚集在布拉格。

在侵略战争爆发之前，薇拉加入到我们的家庭中来。

她的家人会给她写信，让她知道事态的进展，以及通讯社和电视是如何报道布拉格的混乱局势的。

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披头士的《回到苏联》这首歌很红，我也很喜欢，但是每次广播里响起这首歌时，她就会烦躁不安，让我关掉。

那年12月，我过14岁生日的时候，薇拉也在。

我姐姐苏茜比我大一岁半，她生活的重心是朋友圈和高中校园，而我弟弟那时还小，和薇拉也没有什么互动。

当薇拉1969年晚春离开的时候，她邀请我们去她布拉格的家做客，我动心了。

但母亲不同意。

我不记得我们从电视或是报纸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