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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我还会介绍一位和我性情相似的、来自加纳的科学家，也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剥玉米人队（NebraskaCornhusker）的铁杆球迷，他教会那些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如何提高粮食产量，养家糊口，并保护他们最大的资产——脚下的土地。

我的儿子霍华德·W·巴菲特（HowardW。

Buffett，下文我会用HWB来称呼他，以避免混淆）也跟随我一道，多次探访发展中国家，而这也是这趟旅程颇具意义的另一个方面。

他第一次和我旅行时，还是个害羞的12岁小男孩，而从那以后，我见证了他的成长。

他那时只是个好奇的孩子，但有的时候却亲眼目睹了那些同龄人接触不到的苦难和赤贫，这令他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

现在的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对上百万人所面临的挑战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HWB也曾自己一个人去过亚洲、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探访。

他还做过我们基金会两年的执行董事。

如今，他是我们基金的受托人，并且在这本书里分享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想法。

HWB特别热衷于寻找让不同组织合作的新方法，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整合各种资源，使相关项目更加完善，影响更加深远。

贯穿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需要立即行动，刻不容缓。

现在有很多人在受苦受难，并因此相继离世。

我做慈善的初衷并不是要让自己名垂千古。

我意识到，我不能仅仅做些表面功夫，专挑一些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去解决，更不能仅仅因为造福了一小部分人就扬扬得意，因为还有数百万的儿童在忍饥挨饿。

我父亲的一条建议曾帮助我度过了一些最艰难的时刻，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他说：“要把心思和资源花在那些没有你就做不成的项目上……犯错误是正常的，如果你只做‘安全’的决策，那么你将一事无成。”

本着40次机遇的精神，我们的基金会将在2045年之前花光所有的资金，走向“破产”

。

HWB支持这个想法，并且把它贯彻执行了下去。

他越来越频繁地质问非政府组织，让其重新反思它们的方法到底有没有用，甚至会问“你有没有一个能让自己关门停业，不再被世人需要的战略”

。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有30多次机遇找到一个正确的战略。

故事2　　1968年，布拉格：苏联军队先吃

“我们只能吃剩下的”

我对饥饿的认识曾经仅仅停留在它会对生活造成不便，即使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也是如此。

记得有一次，我在非洲稀树草原的泥巴路上连续行走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没有进食。

到达目的地后，部落的人给我准备了羊眼睛和炸老鼠，为了不冒犯他们，我必须要假装一边狂饮酒精度数极高的家酿啤酒，一边等待其他食物。

我曾在饥荒肆虐的安哥拉的一个村落里遇到一位妇女，从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她对生活的绝望。

就在我到达那里的前一周，她3岁的小孩儿被饿死了。

她非常瘦弱，大概是因为肝功能衰竭，双眼发黄，牙龈肿胀，牙齿参差不齐，可能她自己也活不久了。

她一把将婴儿推到我胸前，乞求道：“求求你，求求你带走我的小孩儿，我没钱养活他。”

对于她的丧子之痛，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当我到达世界上正在经历赤贫和粮荒的地方时，也曾遇到类似的人和事。

当我第一次意识到食物不够吃时人们会有多么脆弱，意识到武装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多么大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我当时还是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一个少年，原是为了拜访家人的朋友才踏上了这次海外观光之旅。

1954年12月，我出生在纽约的怀特普莱恩斯，但我是在奥马哈，也就是我父母的家乡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