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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我的办公室紧挨着德韦恩的侄子——阿丹米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马蒂·安德烈亚斯（MartyAndreas）的办公室。

德韦恩告诉我他想要我通读这些材料，然后写一篇专栏文章，争取在下周之前把它刊登在某个主流报刊上，随后转身就走。

我知道马蒂一定听到了德韦恩刚刚和我说的话，于是我走到隔壁，问马蒂：“谁是阿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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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微微一笑，“美国的副总统——阿尔·戈尔。”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与第一届地球高峰会议时隔20年。

那次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主题是气候变化、发展与生物多样性。

1992年，戈尔当时还是参议员，他在峰会上倡导生物多样性并警告气候变化的危险。

两年之后，他成了美国的副总统，但仍然受到来自大企业各部门的阻挠。

那时，美国参议院刚刚否决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特别是代表畜牧业游说议员的团体最为反对美国政府加入此公约，而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及之后，已有168个国家签署了这一公约。

戈尔给德韦恩打了电话，他坚信阿丹米公司以及所有的农业企业都应该支持保护生态系统。

德韦恩拥有一种从纷乱局势中审时度势找出问题关键的天赋，并且以在政界友人众多而著称。

他知道如何维系这些朋友。

现在我回过头来想，那一堆摞在我桌上的文件改变了我的一生。

从事农业是我自己身体力行去应对粮食问题的方式，摄影是我的感情应对方式。

但是这个项目却为我提供了一个知识框架，让我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到问题的全貌，了解到环境保护和农业问题彼此交织、相互联系，而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

说实话，如今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联系。

在阿丹米公司的日子

1982年，德文和我已经从加利福尼亚搬回奥马哈了。

我开始自食其力，靠耕作和在埃塞克斯公司（EssexCorporation）工作来谋生。

埃塞克斯是奥马哈市的一家多元化建筑公司。

我热爱耕作，享受在埃塞克斯的工作，但我还是略感不满足，老惦记着祖父的事业。

我的祖父，霍华德·H·巴菲特于1943~1949年担任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其后又在1951~1953年再度当选。

他的家庭从事杂货生意，在投身政界之前，他就开始经营自己的股票经纪事业。

他是一位彻底的共和党人，坚信民主至上的价值观，认为民主值得美国公民去珍惜和保护。

然而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父亲沃伦不仅是成功的资本家，也是位民主党人。

我的父母最初都不是民主党人，但在后来的民权运动中转向支持民主党。

我完全赞成公民权利，这点和我父母如出一辙，但在政治上却与我的祖父站在一边，因为我喜欢一个有智慧、精简而又仁慈的政府。

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我。

我对政治总是很感兴趣。

1988年的一天，我在看《奥马哈世界先驱报》（OmahaWorldHerald）的时候读到，道格拉斯县委员会10年来首次有两个职位面向社会公开竞选，而且不允许现任者参与竞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