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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鸦片市场的形成必然有一个逐渐培育的过程。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国内鸦片消费市场也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烟馆林立，烟民遍地。

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

，就连一贯勤俭的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后来的慈禧太后也是个鸦片吸食者。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决无例外。

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征税（一直到1796年）。

十八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显露。

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

这个禁令虽然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者和出口商人的利益，但却给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提供了发财的机会。

从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如果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政府腐败无能，这只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连税都不用交。

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的勾结在一起，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其他国家而跃居首位。

英国人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残酷性之外，另外还有几个现实因素也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兴起。

从贸易环境上来看，虽然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三行”

。

“十三行”

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官办企业），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他们认定，这必然导致中国市场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平衡贸易逆差。

从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瓷器、丝制品、漆器等，这些都是欧洲所受欢迎的商品，而外国商人输入的商品主要为棉花、羊毛制品、钟表等商品，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在乎。

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了中国…也许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个因素…但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难乎为继。

为了弥补逆差，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

对于第一种办法，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等人已经进行过外交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正如他们的结论，除非使用武力，否则就不可能打开中国的国门

让英国人惊喜的是，他们找到了第二种办法的最佳答案，那就是鸦片。

当时中国国内的鸦片消费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尽管天朝禁止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但禁令大都有如废纸。

何况，国内的鸦片质量远不如印度鸦片，国产鸦片也还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这句话是鸦片走私最后的注脚。

如此丰厚利润的吸引，加上当地官员的腐败（缉私官员也参与走私），鸦片之灾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鸦片战争前的五十年里愈演愈烈：1890年是4000箱，1835到1839年间，已经剧增到每年近4万箱。

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消了对印度的贸易专营权，港脚商人（在香港从事商业活动的私商）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的效率远超过他们的国企（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鸦片也就呈现加速度的增长。

可惜清政府没有看到私人资本的高效率，这大概就是后来官办为主的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罢。

鸦片屡禁不止，除了吸食者难以戒除外，当时政府官员甚至是缉毒人员的腐败渎职、徇私舞弊行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据魏源追述：当时广东水师的缉毒巡船，竟每月公然的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然后把走私商人放入。

水师副将韩肇庆，甚至专门护送走私，鸦片由水师包办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