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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3页）

特别是铁托本人，就成了联邦一级集中的工具和手段。

在20世纪70年代，铁托曾严厉打击了以克罗地亚共和国主席特里帕洛和共盟主席库恰尔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和以塞尔维亚共盟主席尼凯集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

但在铁托逝世后，南联邦主席团成员均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委派，而最有威望的领导人往往留在当地任职，所以联邦要员唯本共和国之命是从，再也没人能统得起来。

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共盟的共和国化也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所以后来斯洛文尼亚共盟要求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变为各共和国共盟之联盟就不足为怪了。

我有时也在想，当年铁托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造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

第二，经济危机是政治危机的起因。

南斯拉夫经济较其他前东欧国家有更多的市场经济因素，它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较早的国家。

铁托的不结盟政策为南斯拉夫向东西方开放提供了空间。

它繁荣的市场和人民的生活质量曾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羡慕不已。

但在20世纪80年代暴露的至少有两大失误与后来的动荡有关。

一是没有利用当时的机遇，调整好经济结构。

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开始较大数量地使用西方贷款，进口专利，使南斯拉夫的生产设备和产品质量有较大幅度的改善。

80年代初，到了偿还债务期。

起初，企业努力还债，但生产用的原材料基本依靠进口，还债后则无力再进口原材料。

最后陷入了生产停滞——不能出口——无钱进口——无原材料生产的怪圈。

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当时南斯拉夫欠外债已近200亿美元。

由于在自治制度下，贷款多是由企业和共和国借的，联邦政府对国家共欠多少债根本心中无数，因为在联邦登记的外债不到40亿美元，但当企业和共和国无力还债时，债主都到联邦政府讨要，政府才恍然大悟——南斯拉夫已债台高筑。

当时的联邦政府总理普拉宁茨向议会提出，以后向外国借贷须由联邦财政部经手，但多数议员却不肯接受这一提议，理由是该办法不符合自治原则。

最后采取了不通过本法就不散会的强力措施才解决。

二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

欠发达地区多是资源产地，发达地区多是科技产品产地。

经济发达地区埋怨，欠发达地区不能正确使用联邦支援不发达地区基金，随意浪费发达地区人民的血汗钱。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不掩饰他们感到在联邦中吃亏的情绪，要求独立与丢包袱的想法不无关系。

第二章　南斯拉夫主权一分为六（22）

第三，民族矛盾是南斯拉夫问题的核心。

铁托胜利后，本来有机会把南斯拉夫民族统一起来，他倡导的“兄弟情谊和团结”

在促进各民族凝聚方面有过非常积极的成果。

在1971年南斯拉夫人口普查中，有100多万人在“民族”

栏中自报“南斯拉夫族”

。

但铁托为缓解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平等而采取的三项政策又增加了后来民族冲突的复杂性：一是单独划出穆斯林族。

波黑原已有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大主体民族，他们都各自有共和国。

20世纪60年代末，信奉*教的人们成为单独的穆斯林族，且他们人数最多。

这样一来，使波黑有了穆、塞、克三大主体民族。

二是南斯拉夫宪法规定，每个主体民族都有分离权，这为后来波黑和克罗地亚境内的武装冲突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是“弱塞强南”

使科索沃有了地盘。

塞尔维亚是南联邦中最大的民族，又有过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