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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炎凉世态 烬余录（第1页）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

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

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

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

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

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上拥来，淹没了那点了解。

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

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

像威尔斯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跻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

人生的所谓“生趣”

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

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

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

逃难的时候，宿舍的学生“各自奔前程”

。

战后再度相会她已经剪短了头发，梳了男式的菲律宾头，那在香港是风行一时的，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

譬如说，苏雷珈。

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

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

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

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

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

在急难中苏雷珈并没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虽然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

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

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

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

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走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

有时候仿佛有点反常，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还是一贯作风。

像艾芙林，她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

可是轰炸我们邻近的军事要塞的时候，艾芙林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起来，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把旁的女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艾芙林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健康的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