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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4页）

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

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

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

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

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

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

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

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

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

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

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

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

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

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

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

揍他！”

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

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

地一下跪在旁边。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

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

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

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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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义演纠纷

在“一江山事件”

之后，有一天我穿着军装到空军总部去接洽事情。

那时候我是“国防部”

第三厅副厅长，阶级是少将。

那天总部外面围了很多人，围墙上也贴了很多标语，这些标语跟共产党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