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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想一想，在21世纪，美国人的成功可以获得奖赏和显赫的地位。

然而，在其他的文化里，尤其是在古代亚洲文化中，一个人如果非常无私，或者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勇敢的爱国者，或一个忠诚的市民都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

就像著名的心理学家米哈里·奇克森特米海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说的一样：　　现在，使一切事物定量化的逻辑产生了美元这种通用的公制，通过它来评估人类行为的每个方面。

一个人的价值和一个人的成就由他们在市场上出售的价格来决定。

称一幅绘画是优秀的艺术品是无效的，除非它在索思比拍卖行里得到很高的竞拍价，同样我们不能称一个人很有智慧，除非他能有五位数的存款作为资本。

假设在美国的文化里物质报酬占统治地位，那么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就不奇怪了：觉得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积累他们所能企及到的地球上的所有的财富。

　　除了感到有积累物质报酬的压力以外，人们在证明自己的能力以后还要从成功中去寻找心理满足感，这就要面对许多潜在的压力。

尤其是，他们要到达自己的成功定义—成为第一名或在一次赢家通吃的竞赛中被宣布为胜利者的感觉—人们心理定式使用所谓的社会比较过程，这一过程将自然地提高可接受的成功标准。

简单地说，如果你是你们中学学报的主编，不久你就会对自己的成就水平感到不满意了，因为你知道有人在哈佛大学的《红色哈佛报》做主编。

如果你获得了那样的成就水平，你就会自然地追求各种报纸和杂志的主编职位。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你在编辑阶梯上的攀登会继续下去，直到你失败了或你爬到了顶层当上了《纽约时报》的主编。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我评价的基本需要（要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好还是差），但是不可能在真空中做出判断。

满足这种需要的最好的方法是与那些相似的个体的表现进行比较。

例如，如果你赢得了一次赛跑比赛，你就知道自己是一个跑步健将；如果你在一次考试中取得了最高分，你就知道自己很聪明等等。

然而，这种动力所导致的问题是“西部跑得最快的人”

引起的问题。

人们总是争取超越你，这样他们通过与最好的比较后就能测量他们自己的成功。

　　甚至对那些不是追求冠军的目标的人来说，相对剥夺理论也为成功感设置了障碍。

我们不能与那些和我们的能力水平相同或更低的人做比较来感觉我们已经成功了；我们必须把自己与那些高于我们的人相比，以获得自尊心的极大满足。

现在，正如奇克森特米海伊所说的那样，问题是由于成功与财富结合在一起，所以一个在其他方面成功的人如果不富有，那么他可能会一直处于相对剥夺的状态。

想一下，有多少亿万富翁感到需要成为公众人物，或像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样，炫耀他们的财富以便获得显赫的地位。

相对剥夺似乎是一种不能被满足的动力。

　　社会比较需要直接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丧失了许多物质回报。

维持成功能成为一项专职的工作，留下很少的时间来增强我们生活中的社会和情感的质量。

支持这一决定，即把一个人所有的精神力量都投资到追求成功，而不是变为成功人士的心理学是有效的。

由于收入和一个人的时间价值增加了，所以在非赚钱的事情上花费时间会产生很少的事业感。

一旦你取得了成功，成为了事业的领导者，那些花在家庭、朋友或爱好中的所谓机会成本就会非常高，与孩子玩耍一个小时就会失去一个获得新客户的机会。

由于这样的等式，你怎么会停下来闻闻玫瑰花呢？　　自我毁灭早就成为美国生活中努力扩大正向压力的事业机遇过程中的一个事实。

最终的结局在于一遍又一遍地，越来越好地做你做的最好的事。

资本主义是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观念，即“时间就是金钱”

为基础而建立的。

根据这种观点，事业就必须由规范和价值来规定，这使得投入到工作中的每个小时所获得的回报都最大化了。

　　现在，一般都被描述为ROI—投资回报，这一概念50多年来一直统治着人们开创事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