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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2页）

司库募集捐款，作家编写文章，所有这一切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

这些聚会大多是慈善性的，或宗教性的，它们一方面提供了消闲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使从事世俗活动的基督徒的良心得到安慰。

但是革命的元老院在伦敦不可能始终保持这种温顺、和平的性质。

这是大声宣告的秘密活动，敞开大门进行的地下工作，也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

秘密活动必须是秘密的。

只有在英国和美国，秘密组织的时代已经过去。

任何地方，只要有少数派，有群众中的先知先觉，企图把他们所理解的思想付诸实施，又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那里就必然形成秘密团体。

我这么讲是毫无偏见的；自从少年时期的企图在1835年以我的流放告终以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时候参加任何秘密组织，但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把力量用在个人奋斗上更好。

我不参加是因为我还没遇到一个组织符合我的要求，我可以在那里发挥我的力量。

如果我遇到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团体，我会毫不犹豫地参加进去。

委员会的另一个错误或另一个不幸，在于它缺乏统一性。

把形形色色的要求汇集到一个中心，只有在可以发挥集体力量的真正的统一下才能办到。

如果参加委员会的每个人只代表自己这个唯一的民族，这还妨碍不大，因为他们对一个主要敌人——神圣同盟的仇恨是统一的。

但是如果他们的观点只在两个否定的原则（否定君主政体和社会主义）上取得一致，在其他方面并不一致，那么为了统一，让步是必要的，但这种让步势必损害每人所代表的民族的单方面利益，为了大合奏只触动某几根弦，结果这几根弦发出的声音特别响，这支混合乐队奏出的和声也变得不和谐、不协调、不平稳了。

看过奥尔西尼带来的文件后，我给马志尼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马志尼！

我真诚地尊重您，因此不怕向您坦率地陈述我的意见。

不论如何，请您耐心地、宽容地看完我的信。

“您可以算得是当代主要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您的名字是一直得到同情和尊敬的。

可以不同意您的观点，您的行动方式，但是不能不尊重您。

您的过去，1848年和1849年的罗马，使您不得不高傲地度着伟大的鳏居生活，等待着革命形势把预言革命必将到来的战士召回它的行列。

正因为这样，我感到痛心，看到您的名字与一些毫无作为、只能败坏整个事业的人的名字，与那些给我们造成过灾难、也只能造成灾难的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这可能成为怎样一个组织？这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无论是您还是历史，都不需要这些人，对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宽恕他们的罪行。

您指望用您的名字掩护他们，您指望他们分享您的影响，您的过去，可是他们能给予您的只是他们的不得人心，他们的过去。

“在那些宣言中，在《流亡者》9中，有什么新的东西？在那里能看到2月24日10以后的严峻教训吗？这只是从前的自由主义的继续，不是新的自由的开始——这是尾声，不是前言。

为什么在伦敦不可能有您所希望的组织？因为它不能建立在不明确的目标上，只能以深刻的共同的思想为基础，可是这基础在哪里呢？

“你们的宣言是你们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是完全真诚的，然而谁能在一份以上帝的旨意为名义发表的宣言后面，读到阿尔诺德·卢格的名字而不哑然失笑呢？11卢格从1838年起一直在宣传哲学的无神论，就他而言（如果他的思维还合乎逻辑的话），上帝的旨意应该便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源头。

这个让步是外交手腕，政治策略，我们的敌人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