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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4页）

他问，指指马·卡4。

我讲了姓名。

他想用手支头，但抬不起手，它像没有生命似的掉在桌上；我让他靠在我的手上。

他用困倦而痛苦的目光瞧了我两次，好像要我帮他什么，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安详，平静……他喘了口气，又喘了口气，头便沉重地倒在我的手上，开始冷却……室内死一般的沉静保持了几分钟。

这是1846年5月6日，大约午后三时。

他葬在处女修道院，葬礼是隆重而盛大的。

两户由他解放的农民，从波克罗夫村赶来抬棺木；我们跟在后面；火炬，唱诗班，神父，修士大祭司，主教……那震惊心灵的声音：“在天上安息吧”

，然后是坟墓，泥土沉甸甸地落在棺材盖上——老人漫长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而生前他把家庭的统治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像大山一样压在周围人的头上，现在他的影响蓦地消失了，他的意志不再被考虑，他本人也没有了，无影无踪了！

坟墓堆上了土，神父和教士被请去用膳，我则告辞回家；马车分别驶走了，乞丐挤在修道院大门口，农民三三两两站着，擦脸上的汗。

这些农民我全都熟识，我向他们一一告别，道谢，然后坐车走了。

我父亲临终前，我们几乎已全部从那幢小房子迁进他住的大公馆了；在开头忙乱的三天中，我没有留心这儿的一切，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安葬回来，心情却有些异样，觉得很不自然。

在院子里，在前室中，我遇到的男女仆役都向我要求庇护和关照（原因何在，我马上会说明）；客厅中点着神香，我走进父亲的卧室，他的床已经搬走，门开着，可是这么多年来，不仅仆人，连我走进这扇房门，也得小心谨慎、轻手轻脚呢。

一个使女在墙角拾掇一张小桌子。

一切都在等待我的安排。

新的处境使我感到厌恶，屈辱；这一切，这房屋之所以属于我，只是因为一个人死了，而这个人是我的父亲。

我总觉得，这是一种粗暴的侵占，包含着某种不正当的性质，仿佛是对死者的掠夺。

遗产本身含有深刻的不道德成分：对失去的亲人理所当然的悲哀被它歪曲了，变成了对他的财物的占领。

幸好我们避免了另一个丑恶的后果——在棺材旁边野蛮地、不顾脸皮地争吵和分赃。

全部家产只花了两个来小时便分好了，谁也没有冷言冷语，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分手时大家客客气气，彼此更为尊重。

这件事主要应该归功于戈洛赫瓦斯托夫，它值得我在这儿谈几句。

参政官生前与我父亲共同订了一份遗嘱，彼此作祖传领地的继承人，并在最后把它传给戈洛赫瓦斯托夫。

我父亲把自己的一部分田庄卖了，这笔钱指定归我们所有。

后来他把科斯特罗马省的一小片庄园给了我，这是由于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的坚决要求才这么办的。

这庄园现在仍由政府扣押着，但它事先没有问过我，我是否打算回国，因此这是违法的。

参政官死后，我父亲出售了他在特维尔省的领地。

在我父亲本人的祖传领地能抵偿他所出售的他哥哥的领地时，戈洛赫瓦斯托夫没有作声。

后来我父亲想把莫斯科附近的庄园给我，并要我照他指定的数目付一部分钱给我的哥哥，还付一部分钱给其他一些人，这时，戈洛赫瓦斯托夫便提出，这不符合故世者的意愿，因为领地是指定给他的。

老人在任何事上都容不得丝毫反对意见，尤其这计划他已考虑很久，因此认为是绝对正确的。

他把外甥挖苦了一番，外甥便拒绝过问他的任何事，特别是当他的遗嘱执行人。

争执起先十分激烈，以致他们断绝了一切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