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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1页）

父亲的去世——遗产——分产——两位外甥

1845年底起，我父亲的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他衰老了，自从参政官死后，这特别明显。

参政官的死完全符合他一生的规律，是猝然发生的，差点没倒在马车上。

1839年的一个晚上，他照例在我父亲这儿闲坐；他刚从一个农业学校出来，身边带着一件农业机器的模型，据我看，他对使用这机器其实没有多大兴趣。

到了十一点钟，他回家了。

他在家中照例要吃一点东西，喝一杯红葡萄酒。

这天他不想喝，对我的老朋友卡洛说，他很疲倦，想早些睡，卡洛可以走了。

卡洛帮他脱了衣服，把蜡烛放在床头，便离开了房间。

他刚回到自己屋里，脱下燕尾服，参政官打铃了，卡洛赶到，老头儿已躺在床边死了。

这件事使我父亲极为震动和害怕，他的孤独感加深了，可怕的事即将临到他的头上：三位兄长已相继去世。

他变得更加忧郁，虽然照旧掩饰自己的感情，扮演冷漠的角色，但是肌肉松弛了——我故意说“肌肉”

，因为他的头脑和神经直到去世一天仍是完好的。

1846年4月，老人脸上开始出现了死亡的征兆，眼光没有神，人一天天消瘦，他常常伸出手对我说：

“只要剥下这层皮，就完全是一具骷髅了。”

他的声音变轻了，讲话慢条斯理，但头脑、记忆力和性格仍如往常一样，依然喜欢冷嘲热讽，总是对一切不满，火气大，任性。

他死前十来天，一个老朋友问他：“战后我国在都灵的代办是谁，您记得吗？您在国外是一直知道他的。”

老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答道：“谢韦林1。”

5月3日我去看他，他已躺在床上，脸颊烧得红红的，这是以前几乎从未有过的。

他心情烦躁，抱怨不能起床；后来吩咐给他贴水蛭，进行这手术时，他照旧讲些讥刺的话。

“哦！

你在这里。”

他说，仿佛我刚才进屋。

“亲爱的朋友，你还是上哪儿散散心吧，这个场面太没趣味——看一个人怎么土崩瓦解，这不能给你什么快乐！

喂，你先给小厮十戈比酒钱。”

我在口袋里掏了好久，最小的是二十五戈比的银币，我想给他，病人看到了，说道：

“你真叫人不喜欢；我对你说：十戈比。”

“我没有十戈比的钱。”

“把写字台上我的钱袋拿来。”

他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十戈比硬币。

我父亲的外甥戈洛赫瓦斯托夫来了，老人不再说话。

戈洛赫瓦斯托夫想找个话题，就说他刚从总督那儿来。

病人一听这话，就像敬礼似的把手指伸到黑丝绒软帽边上碰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