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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二章（第1页）

我离开后的莫斯科

我在弗拉基米尔的平静生活，不久就被莫斯科来的消息打乱了。

它们现在从各个方面向我冲击，把我弄得忧心忡忡。

为了说明这一切，必须追溯到1834年。

1834年我被捕后第二天是公爵夫人的命名日，因此纳塔利娅与我在墓园道别时，对我说：“明天见。”

她等着我；到了几位亲戚，突然我的堂弟来了，把我被捕的详情全部告诉了大家。

这消息完全出乎意料，使她吃了一惊，她站起身，想躲进另一间屋子，但走了两步，便晕倒在地上。

公爵夫人一切都看到了，一切都明白了；她决心用所有的办法阻止这刚露头的爱情。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即我毕业之后，她待我非常好。

但是我的被捕，关于我们的自由思想方式，关于我背叛正教教会，参加圣西门“教派”

的种种传闻，激怒了她；从那时起，她总称我为“国事犯”

或“伊万弟弟的不肖儿子”

。

多亏参政官的威望，她才允许纳塔利娅前往克鲁季茨兵营与我道别。

幸好我已流放外地，公爵夫人面前有的是时间。

“这个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在哪里啊！

他到了那里，自己不送掉性命，也准会给人害死，不过主要是他在那里会忘记她。”

但公爵夫人没有如愿以偿，我的记性很好。

她与我的通信瞒了公爵夫人好久，最后暴露了，她严禁仆人和使女送信给年轻的姑娘，也不准替她寄信。

过了两年，大家开始谈我回去的事了。

“看来不定哪一天早上，弟弟的不肖儿子会打开门闯进屋子，不能再思前想后，迟疑不决，得赶快让她出嫁，从那个不信上帝、没有规矩的国事犯手里挽救她。”

从前公爵夫人谈到穷孤儿就唉声叹气，说她几乎一无所有，不能老是挑挑拣拣，但愿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给她好歹找个归宿。

确实，她和她那些女寄生虫，曾替一个没有陪嫁的远亲好歹找过一门亲事，嫁给一个书吏。

温柔善良的姑娘很有修养，为了安慰母亲，出嫁了。

过了两年她死了，但书吏仍活着，出于感激，继续为公爵夫人奔走办事。

现在恰恰相反，孤儿根本不是穷新娘了，公爵夫人答应把她当亲生女儿出嫁，单单现钱就有十万卢布陪嫁，此外还打算留给她一份遗产。

具备了这些条件，岂但在莫斯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物色到未婚夫，何况还有公爵的头衔，以及女伴和云游四方的老虔婆们的帮忙呢。

公爵夫人关怀备至的情义，通过流言蜚语和窃窃私议，通过使女们，传进了不幸的牺牲者的耳中。

她对女伴说，她绝对不接受任何人的求亲。

于是不断的侮辱，毫不留情的粗暴迫害开始了；每一分钟，每做一件小事，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她都会遭到指责。

“……你想，恶劣的气候，可怕的寒冷，风，雨，无法形容的阴霾天空，非常讨厌的小房间——仿佛有个死人马上会从那里抬出来……”

“这些孩子却在这里没有目的、甚至没有乐趣地唧唧喳喳，吵吵闹闹，破坏和侮辱周围的一切；如果可以单单作一个旁观者，那还好，可有时不得不参加她们的谈话。”

这是她一封信上的话，那是夏季，她随公爵夫人到乡下去了。

那封信继续道：“三个老太婆坐在这里，讲的都是她们的先夫怎样得了瘫痪症，她们怎样照料他们——可是没有这些也已经够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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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除了这种处境，又出现了有计划的迫害。

已经不仅是公爵夫人，连那些卑贱的老婆子都不断折磨纳塔利娅，劝她出嫁，辱骂我了。

她对她忍受的许多不快，在信上大多不提，但有时痛苦、屈辱和寂寞占领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