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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文人的风骨

很多时候，我会不自然地把文人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者混为一谈，他们怀揣着一点锦心绣口、一口袋诗书、一脑子蝇营狗苟的谋略，游走于诸侯列强，贩卖着略高于草民的狡诈和阴谋，以分得几匹绸缎、几锭纹银、几亩肥田、几顶帽子、几阵掌声。

如果不是象墨子那样身体力行，以假行僧的姿态固守践行自己的主张，那么，再高深的理论，背后隐藏的，无一不是奴颜媚骨。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目的，依然是试图摆脱“治于人”

而求“治人”

，孔子的“学而优则仕”

，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文人内心深处的小九九，要说文人无行，总体上考量，应该不算冤枉。

当然有例外。

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扑朔迷离的有趣现象。

一方面，胡适一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居，同时，他又和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胡适曾在送给朋友的照片上题诗自嘲“偶有几根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令胡适耿耿不忘的“做了过河卒子”

，是指自己1938年被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并为中国抗战争取到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还有1946年底参加“制宪国民大会”

并被推为大会主席。

如果把胡适这两件亲近政府的举动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审视，我们就不难对胡适当初的决定表示理解。

即便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在国难当头、生灵涂炭的时候，都会以不同形式抵御外侮，何况，胡适又是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学者，和那些迂腐势利的文人不同的，是胡适始终没有向任何政府流露出曲意逢迎和依阿取容，更没有在军阀混战的时候投机取巧，他也不像魏晋隐士那样躲在国外逍遥山水、无视国土上燃烧的战火，这是胡适率真可爱的一面。

对于蒋介石，他从一开始就是抱着怀疑的审视和打量的，一直到1935年，胡适在日记中才对蒋介石下了个初步的结论：“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此前，在与蒋介石的会晤中，他曾送给蒋一本《淮南王书》，暗示蒋对当时中国的治理应当无为而治。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终其一生，引胡适为诤友。

在抗战期间，在选派为抗战到美国斡旋的全权大使时，蒋介石才把胡适作为不二人选。

按照《胡适日记》的记载，胡适之所以参加“制宪国民大会”

，到底是出于文人的美好愿望的。

在该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草案》，胡适的理解是“这部宪法的问世，标志着国民党即将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

。

这样的观点，和他一直奉行的政治观点是完全吻合的，即便在与蒋介石政府的合作时，他也没有停止过对蒋介石的批评。

作为文人，最难得的就是在独善其身的前提下，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学术的创新。

１９４７年初，蒋介石在改组政府时，初衷是要请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

胡适给担任说客的傅斯年和王世杰写了一封信婉拒，这封信至今读来，仍然让人钦佩不已——

“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

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必就。

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保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

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首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