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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第2页）

新移民，主要是来自伊拉克和罗马尼亚的新移民，也开始到这里定居。

这是一种缓慢的变化。

阳台与阳台之间拴起了越来越多的、横跨街道的洗衣绳。

夜里，可听见有人大声骂着脏话。

我们的波斯菜商伊莱贾·莫西阿先生把店铺卖给了总是不断发脾气的一对兄弟。

连塔赫凯莫尼正统派犹太教学校的孩子们在我眼里也比旧日野蛮粗暴多了。

5月底，我们的朋友卡迪什曼先生死于肾病。

他把一小部分遗产捐给了民族党耶路撒冷支部。

把全部书籍送给了米海尔和我，其中包括赫茨尔、诺尔道[55]、雅伯汀斯基、克劳斯纳的著作。

他的律师奉遗嘱拜访我们，感谢我们待死者十分和善。

卡迪什曼先生是孤身一人。

也是在1957年的夏天，幼儿园老师撒拉·杰尔丁在马拉哈伊大街被一辆军车撞倒之后也去世了。

幼儿园关了门。

我在贸易工业部找了一份做档案管理员的临时工作。

是挚友哈达萨的丈夫阿巴帮我谋到了这个职位。

到了秋天，幼时父母的密友、三位老耶路撒冷也去世了。

我以前未提过他们，是因为健忘冲破了我的防线。

即使尽最大努力也无法抗拒。

我想写下一切。

但不可能将一切都写下。

许多东西无声无息地消逝了。

9月，儿子亚伊尔开始到贝特哈凯里姆小学读书。

米海尔给他买了一个棕色书包。

我给他买了铅笔盒、铅笔刀、铅笔和尺子。

利亚姑妈送给他一大盒水彩。

外婆和舅舅给他送来了装帧精美的德·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

10月份，我们的邻居格里克夫人出院了。

她表现出默默顺从的样子。

显得安静、平和多了。

她人老了，也胖了。

失去了那种因未曾生育而具有的雍容、成熟之美。

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歇斯底里的发作与绝望的叫喊了。

格里克夫人接受漫长的治疗之后冷漠、顺从地回来了。

她在我们前院的矮墙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大街，边看边闷笑，好像我们的大街变成了一个幸福、开心的所在。

米海尔把格里克夫人比作杰妮娅姑妈的第二任丈夫、演员阿尔伯特·克里斯滨。

他同她一样，也患有精神分裂症，神智恢复过来后也是全然麻木。

在纳哈里亚的医院里住了十六年，除睡觉、吃饭、发呆之外无所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