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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4页）

塔诺波拉太太给我倒了一杯薄荷茶。

茶的味道很苦，让人倒胃口。

我一恶心，弄脏了洁白的结婚礼服。

塔诺波拉太太粗声大笑。

“我提醒过你，”

她夸口说，“我事先就提醒过你，但你却不顾一切征兆。”

一只尖钩利爪的恶鸟朝我扑过来了。

利爪划着了我的眼球。

我惊醒了，摇着米海尔的胳膊。

他生气地嘟哝着：“你简直有毛病，别来烦我。

我得睡觉，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吃了一片安眠药。

一小时以后又吃了一片。

最后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有点儿发烧，没去上班。

吃午饭时同米海尔吵了一架，说了些伤害他的话。

米海尔克制着自己，一言不发。

晚上，我们和解了。

我们都责备自己不该吵架。

朋友哈达萨和丈夫来家里串门。

哈达萨的丈夫是位经济学家，话题于是转向了严肃的政治。

按哈达萨丈夫的说法，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以荒谬的空想为基础的，把以色列当成了一场伟大的青年运动。

哈达萨引用风靡耶路撒冷的一场令人震惊的腐败案，说官员只知关心自己的家庭。

米海尔沉吟片刻之后发表见解，说对生活要求过高是错误的。

我不明白他是在替政府说话还是在附和我们的客人。

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冲我微笑，好像我不是要他回答问题，只是要他微笑。

我起身到厨房弄些咖啡、茶和蛋糕。

透过敞开的房门，我能听见朋友哈达萨的说话声。

她在我丈夫面前夸我，说我曾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最有发展前途的孩子，接着又把话题转向希伯来大学。

这么年轻的一所学校，却受到这么多传统戒律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