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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2页）

她却接二连三地又给我发信。

要是平常，我简直要烦了，但她写的短信极好，这让我惊讶不已，我竟盼着她的信来，并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

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处，她是个乡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

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该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聪慧了，她并不是文学青年，没有读更多的书，没有人能与她交流形成的文学环境，综治办的工作又繁忙泼烦，但她的文学感觉和文笔是那么好，令我相信了天才。

在那深山的日子里，她是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

我是个忠实的倾听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样的生活和工作。

她又领着我走村串寨，去给那特困户办低保。

也去堵截和训斥上访人，她能拽着牛尾巴上山，还要采到山花了，把一朵别在头上，买土蜂蜜，摘山果子，她跑累了，说你坐在这儿看风景吧，我去打个盹，她跑到一草窝里蜷身而卧就睡着了，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长上来在风中摇曳鲜艳。

从她那儿的深山里回来不久，我又回了一趟我的老家，老家正在修了一条铁路又修高速公路。

还有一座大的工厂被引进落户，而也发生了一场为在河里淘沙惹起的特大恶性群殴事件，死亡和伤残了好多人，这些人我都认识，自然我会走动双方家族协助处理着遗留问题。

在村口路旁与众人议论起来就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事情远还没有结束，那个在大深山里的乡政府女干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她每天都给我发信，每次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说她的工作和生活，说她的追求和向往，她似乎什么都不避讳，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如我在老家的那个侄女，给你嘎嘎嘎地抖着身子笑得没死没活了，又破口大骂那走路偷吃路边禾苗的牛和那长着黄瓜嘴就是不肯吃食的猪。

她竟然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

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所写的检查草稿。

当我在看电视里的西安天气预报时，不知不觉地也关心了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就是从那时，我冲动了写《带灯》。

在写《带灯》过程，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过程。

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的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的沟峪。

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

我的心情不好。

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

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

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

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

这种想法令一些朋友嘲笑，说你干啥的就是干啥的。

自己卖着蒸馍却管别人盖楼。

我说：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或许我是共产党员吧。

那年四川大地震后十多天里，我睡在床上总觉得床动，走在路上总觉得路面发软，害怕着地震，却又盼望余震快来，惶惶不可终日。

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条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责挨训被罚，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的飞来，他们只有两只手呀，两只手仅十个指头。

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

他们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

这种工作职能决定了它与社会磨擦的危险性。

在我接触过的乡镇干部中，你同情着他们地位低下，工资微薄，喝恶水，坐萝卜，受气挨骂，但他们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虚作假，巴结上司，极力要跳出乡镇，由科级升迁副处。

或到县城去寻个轻省岗位，而下乡到村寨了，却能喝酒，能吃鸡，张口骂人，脾气暴戾。

所以，我才觉得带灯可敬可亲，她是高贵的，智慧的，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