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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由于行政改革，将七千四百二十九人的编制削减到一千人的编制，但当时四万人的囚犯人数已经达到将近八万人，所以凭定编人数已经不可能掌控监控的态势。

因此，四个月前的1947年4月，司法省下达命令，宣布将定编人数增加到九千一百四十一人。

但看守凭低廉的薪水无法支撑生活，所以愿意当看守的人很少，招募的新人大多是体格孱羸、意志薄弱的不合格者，仍不能补足定编的人数。

看守人员不足，稍能弥补的就是根据1944年发布的通知，从犯人中挑选特警队员。

特警队员的挑选标准，作为原则规定为“初犯者，年龄二十三岁至五十岁，军队出身或有教养、有见识的人，品行端正、健康者，尤其是没有逃跑倾向的，残刑八个月以上三年以下”

。

正在为看守人员不足的状态焦头烂额的各刑务所，都积极采用这个办法。

但是，犯人之间对长期刑犯人和累犯有趋炎附势的倾向，他们看不起初犯且短期刑犯人的特警队员，会尝试做无言的抵抗，其他犯人也会出现投其所好的现象。

因此，刑务所方面向司法省提出，也应该从长期刑犯人或者累犯中选拔特警队员。

司法省经过讨论，最后同意了这个建议。

随着战局的恶化，已经没有时间对作为特警队员选拔的犯人进行实习培训，队员的素质低下变得很明显。

他们中也有人滥用作为看守辅助人员的权力对犯人施暴，或者闯进伙房贪吃超过定量的食物。

有犯人稍有反感，他们便向看守汇报说对方违反监规并加以处罚，所以犯人们害怕他们远胜于看守。

这种倾向日趋明显，还发生了有犯人从劳动场所逃走时、追捕他们的特警队员主动隐瞒去向的事故，甚至有人离开刑务所到狱外去找农户，搞到食物换成金钱。

担忧这种倾向的刑政局局长正木亮，于1945年2月28日向各刑务所所长发出书面警告，要求严格控制特警队员的人选，加强任命后的领导监督，如果队员出现不端行为，立即取消队员资格。

战争结束后，特警队员制度的弊端更加突出。

由于战败，看守们处于迷茫状态，特警队员的日子反而过得有滋有味。

看守们只能吃粗劣的伙食，在繁忙的工作期间还要去努力寻找粮食，但获得的食物少得可怜，身体也很瘦弱。

相比之下，特警队员除了比看守优越的犯人伙食之外，还会在伙房里偷吃，体格远胜于看守。

特警队员挑选的都是能压服普通犯人的人物，在犯人中自然有很多团伙关系，旧军人的数量减少了。

他们虽然是看守辅助人员的角色，在犯人们面前却更像是君临天下，只优待臭气相投的犯人，对其他犯人却以苛刻的态度对待。

面对这样的倾向，行刑局局长冈田善一向各刑务所所长指示，重新讨论特警队员的选拔方法，并严格加以培训。

札幌刑务所在所长的正确领导下，没有出现特警队制度的弊害。

特警队员中也有团伙关系的犯人，但所里规定要将汇报监视结果作为义务，严格服从看守的命令。

职员出差去远地领取犯人的食物时，特警队员也跟着同去，扛着货物回到刑务所。

他们忠实地遵循看守的辅助角色。

可是，他们中也有人收受犯人送的食物等，作为其回报为犯人谋取好处。

犯人去参加国铁苗穗机关区的煤炭装卸劳动，有嫡亲者将寿司悄悄地塞给犯人，也有特警队员视而不见。

发现这些情况后，刑务所立即罢免这些队员，由其他服刑成绩好的犯人代替。

特警队制度是在战时设置的怪胎，战争结束后，司法省内部对它的批评声日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