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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部分（第4页）

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

。

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

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

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

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

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学说为中国法定思想，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受到拘束，经过一千余年的累积，到了本世纪（十二），更加严厉的拘束，在理学家道学家手中完成。

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因为道学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际准，连道学领袖，圣人系统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

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苏武的手段如出一辙。

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

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

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

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

这种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感。

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在宰相韩侘胄领导下，获得胜利。

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纪尾声），第十五任皇帝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

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纪（十三）一二○二年，即行解禁。

但道学家却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

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知识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

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

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

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

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灌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

、“平天下”

。

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

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

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

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这就是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对此有简明的印象。

十　　东西方世界

一一四七年（岳飞冤狱后第六年），第二次十字军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