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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2页）

其实严部长的意思已经很到位了，办公室由你负责，但还不是负责人，更不用说办公室主任了。

这有些咬文嚼字的味道，但机关里，尤其是像组织部这样的部门，在牵涉到人事的时候，那些关键的措辞就这样讲究。

钟开泰冷静地想了想，觉得自己不能只计较眼前的一些表面上的荣辱得失，自己的最终目的是要抓住这次机遇，上一个关键的台阶。

而这样的机遇并不是太多，特别是在他这种年龄。

也就是说，弄好了，他这个负责的就会成为负责人，进而成为主任，还有进步的可能。

这倒不是这个主任的位置如何的了不起，而是作为一个机关干部，总不能做一辈子的副科级干部，总应该找一个再进一步的台阶。

因此，钟开泰格外看重严部长给予的这次机会。

他记住了严部长打开局面的话。

领导既然要你负责，你当然就要做点事情出来给人瞧瞧，否则一切免谈。

原来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一步步干上来的，而且主任这个位置只干了两年就得到了提拔。

钟开泰分析了一下，他之所以进步这么快，主要是跟严部长跟得特别紧，善于领会严部长的意图，严部长一个眼神，一举手一投足，他都能及时觉悟出其真正的含义，深得严部长的赏识。

人贵有自知之明，钟开泰知道自己没这个本事，不过卖命地工作是做得到的，以弥补先天不足。

比如部里的宣传报道和财务后勤，过去的主任紧跟领导去了，这两项工作一直不怎么突出，还很有潜力可挖。

宣传报道说穿了就是恰到好处地反映部里的工作，提高领导声誉。

至于财务后勤，无非就是一个钱字，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于是钟开泰就从这两个方面动起了脑筋。

他很自然地想起两个高中时的同学，一个是在电视台任职的东方晓，另一个是在财政局做事的陆百里。

钟开泰把抽屉里的通讯录拿出来，想给他们打打电话，不想东方晓和陆百里的电话号码竟然还是六位数的，而这个城市的电话号码早已经升到了七位数。

这让钟开泰感慨不已。

这几年自己仕途多舛，没有多少值得张扬的地方，很少与外界联系，至少也有两三年没找过东方晓和陆百里了。

一时他没了打电话的兴趣，把电话本扔进抽屉里，望着窗外那棵毫无动静的塔松发了半天呆。

在外人眼里，组织部是一个帽子工厂，他们在给别人批发帽子的时候，也会顺便给自己预留几顶。

这当然一点儿不假，只要有来头，在组织部转一圈出去就是县长、书记，再混几年就是副市长、市委常委，也并非难事。

现在的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一级的领导层里，就有好几位在组织部做过科长、主任什么的。

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办公室主任，不到四十就做了县里的组织部长，只要不出意外，两三年就能做到分管党群的副书记，再过三四年不是书记就是县长，这么一路走下去，十来年也就是五十岁不到就可进市里的领导班子，如果得到更上一层领导的赏识，后面的宦途还有希望。

只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先得占据诸如一科、二科科长的要害位置，或至少也要干干办公室主任这样的职务，才有往上爬的基本的起点。

只是话虽这么说，却并不是组织部的每一个干部都有这么幸运。

即使做到科室一把手的位置，也有很多的台阶要迈。

按常规，首先你得从科员进步到副主任科员，然后由副主任科员进步到副科长、副主任，再由副科长、副主任进步到主任科员，之后才有可能进步到正式的科长。

有些人在组织部干了一辈子，眼睁睁看着那些大帽、小帽一顶顶扣到了别人头上，自己却要到退休那天才勉强混成副团级组织员，见马克思时才算是有了点面子。

眨眼间，钟开泰也成了中年人，弄不好的话也只能重蹈覆辙。

他暗忖，如果退回去十年，他才不把这鸟科级主任放在眼里呢。

那时候他大学毕业出来没两年，虽然只是厂办一个没有级别的干事，但脑子里却装满了企业改革的宏伟目标，心里想着的是如何在日后的职代会上竞选厂长，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不承想娶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女儿周春雨做老婆后，秘书长岳父竟然连招呼都没打一声，便一纸调令将他调进市总工会，后来又想方设法把他弄进市委组织部。

皇帝轮流做，这个时候岳父大人的常委和秘书长的位置被人取而代之，去政协做了副主席，钟开泰的进步也就大打折扣，只能一个一个台阶地往上迈了。

先是在企业党建科做了两年科员，接着去青年干部科做了三年副主任科员，然后才进办公室做了副主任。

这副主任做了四年，一般来说还有一个主任科员的台阶要过渡，才有望做上主任或科长。

也就是说从科员到主任或科长，没有个十年八年是走不完这段历程的，而且中间还说不定有什么波折等着他。

想想一个人一生中又有几个十年八年，何况钟开泰这十年八年是从二十多到三十多的黄金时段的十年八年。

十年八年可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十年八年可以让一段不起眼的海岸成为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城市，十年八年自然也可以使一介寒儒一跃而为政界要员，可他钟开泰却这么碌碌无为地徘徊了十年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