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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院的人们都清楚此事。

然而，事实上，只有留守在白宫的W·埃夫里尔·哈里曼、小罗杰·希尔斯曼和迈克尔·福里斯特尔清楚此事，而他们又都是这一行动的坚定拥护者。”

在马克斯威尔·泰勒的眼里，该电报代表了一个极为恶劣的花招，我对此却不持相同的见解。

众所周知，小罗杰·希尔斯曼有时喜欢脱离正常的官方渠道来行事，就像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一样，其他人对他的行为也听之任之，这正是导致这一失误的根本所在。

今天我仍为此事的出现感到震动和悲痛，因为我意识到，就在华盛顿和西贡的官员们正为如何使吴庭艳体面下台而绞尽脑汁之际，最终导致他的垮台和被谋杀的行动却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对替换吴庭艳的人选做仔细的审查和估价；在试图说服他改弦更张方面，也未采用深思熟虑的手法——选择合适的胡萝卜和大棒。

况且，我们过于热衷于关于吴庭艳地位的辩论了，以致于忽视了戴高乐的建议。

在前一年中，老挝的问题就是以实现中立化而解决的——假如吴庭儒和法国也能在越南实现这一方案呢？我们对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往往只是匆忙而过，它们总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

电报到达西贡之后，事件开始像瀑布一样接踵而来。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次日收到了它，随即召开了一个会议，商讨如何组织这次政变。

他做出决定，美国官方将不露面，而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站来负责这次行动，它已经接到指示，受命于大使的指挥。

按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理解，八月二十四日的电报指示他，发动一次行动，将吴庭艳从南越领袖的座位上赶下去。

当时，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他的工作仅仅两天时间。

他曾是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并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在这一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的外交使命中，他能不顾党派之间的分歧，在其马萨诸塞政治宿敌的政府中忠心工作，这使我对他敬佩不已。

但是，我仍然认为，他过于高傲、自负，甚至有些刚愎自用。

在尚未抵达西贡之时，他已声称，他将政府惨无人道地镇压其人民的行动，视为一种可耻的举动，并特意列举了对于佛教徒的残酷镇压。

有关吴庭艳与北越人秘密接触，企图使其国家脱离美国走向中立的谣传，似乎也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心烦意乱。

电报到达之后，他的理解与电文作者的意图不谋而合：这是一道约翰·F·肯尼迪总统下达的命令，旨在策动南越军界人物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事实上，如上所述，电文并没有准确地告诉他这样做）。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布了紧急的指令，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的首领立即派出了特工人员，与西贡的陈天谦（音译）将军和波来古的阮庆将军接触。

他们对这些将军们说，吴庭儒和其手下的人必须被清除掉，而吴庭艳的去留则可由他们来决定。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我们的动作则是迟缓的，我们仍在争论，是否应策动一场军事政变来打击吴庭艳。

争论并不是一场鹰派与鸽派之间的交锋，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南越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取得这种稳定性。

这场争论持续了长达几个月之久，始终没有公开。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在西贡的记者人员连篇累牍地发回了指责吴庭艳的消息，并不断地分析政府对越南的政策，而华盛顿的记者们却从未披露过我们的争论。

约翰·F·肯尼迪对新闻媒介极为敏感，这是他与其前任们显著不同的差别之一。

他喜欢那些新闻记者们，并十分欣赏他们那些坦率、富于想象、颇具刺激性的想法，甚至，有时也包括一些不太雅的幽默。

他敬佩他们的智商和学识，并认为，他应该对此给予重视。

由于他意识到这些人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他非常希望能影响他们。

八月二十六日，在一次白宫的会议上，约翰·F·肯尼迪总统谈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对寺院袭击的新闻报道。

这是那份电报发出后的第一次白宫会议。

他说，他认为，尽管吴庭艳和吴庭儒的某些做法的确令人憎恶，但是，他们也按照我们的意愿做了大量的事情，这是不容抹杀的。

因此，我们不应当仅仅因为“新闻媒介的压力，”

就决定消除他们。

马克斯威尔·泰勒说，他反对进行军事政变。

他指出，南越在吴庭艳倒台后，军队将会分裂，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考虑，选择军队的首脑担任国家的领袖。

然后，我将话题转移到洛奇大使身上，他到西贡的时间太短了，只与吴庭艳和吴庭儒进行过礼节性的会见。

我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应该向吴庭艳谈论的事情是，如果我们“允许”

他继续掌权的话，我们希望他做些什么，以及，为了使他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所应运用的强硬手法或拉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