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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一星期），麦乔治·邦迪和我向林登·B·约翰逊总统呈交了一份简短但内容极具爆炸性的备忘录。

那天早晨，我们与总统和迪安·腊斯克在白宫谈判厅深入讨论了备忘录，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曾在该厅咨询过内阁成员。

麦乔治·邦迪和我认为事态已发展到严峻关头，我们想让总统了解，这种事态对我们的想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告诉林登·B·约翰逊总统：现在我们两人坚信，我们的现行政策只会导致灾难性的失败。

我们目前在等待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

我们十二月份的各项命令显示，我们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除非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政府。

在过去六个星期中，这种努力未获成功。

鲍勃和我不得不相信，我们在这方面绝无成功的希望，除非我们的政策和侧重点发生变化。

西贡的根本困难来自当地人们的一种普遍想法：反共者的前途是非常渺茫的。

越来越多的良民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避免为坚决反共的政策尽职尽责。

由于我们没有坚决反击越共对我们的设施发动的猛烈进攻，使我们最好的朋友们失去了信心。

越南人和我们一样清楚，越共正在获得农村地区。

同时，他们看到美国的巨大力量引而不发，他们感觉不到美国政策的坚定性和积极性。

他们认为我们不愿意冒重大风险。

就我们已做的事和准备要做的事而言，这种认识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如果他们鼓起劲来，情况就会不同。

不过，这的确是事实，至少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我国起来越多的人已了解到南越政权不稳定和缺乏管理，甚至包括一些最忠实和最有决心的人。

这种情绪既能在西贡给我们的电报中看到，也能在华盛顿最忠实的参谋人员中看到。

基本命令规定，在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前，我们将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而在我们坐视不管的情况下，谁也不会指望会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

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执行援助勾心斗角的政客的政策，并对我们不想控制的事态做出被动反应。

鲍勃和我认为，最糟糕的策略是继续扮演这种被动的角色，这只会导致最终的失败和在蒙受耻辱的情况下被迫退出。

我们提出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在远东动用我们的军事力量，迫使共产党改变政策。

第二种是利用一切手段谋求谈判，控制我们目前面临的军事风险。

鲍勃和我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但我们认为两种选择都应该加以仔细研究，并在您面前进行辩论。

我们两人都了解，任何选择都将引出非常严肃的问题。

我们知道，最终的责任不由我们承担。

我们完全支持前几个月中您不愿放弃中间策略的做法。

我们两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尽一切努力改进我们的地面作战，并支持南越政权。

但是，我们两人都认为这些都远远不够，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的时机已经来临。

您可能知道，迪安·腊斯克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他不反对我们的说法：局势正在日益恶化，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他不能肯定这种恶化的趋势能够停止。

他的看法是，扩大战争或者撤退，其后果都很糟，我们必须找到能使我们的现行政策行得通的办法。

如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很好。

鲍勃和我认为这不可能。

经过几个月的举棋不定和犹豫不决之后，我们来到了岔路口。

第七章　决定扩大战争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