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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2页）

保罗·霍夫曼、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和阿瑟·拉森被去掉了——众所周知他们反对总统的越南政策，因而未被邀请。

鲍勃·洛维特和杰克·麦克洛伊也不在场，他们被邀请了，但未能参加。

现在在桌旁的十一人是迪安·艾奇逊、乔治·鲍尔、奥马尔·布雷德利、麦乔治·邦迪、克拉克·克利福德、阿尔特·迪安、杜·狄龙、阿贝·福塔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前国务院官员鲍勃·墨菲和马克斯威尔·泰勒。

当总统宣布会议开始时，他列出了五个问题：一、除了在越南已经做过的，我们还能做什么？

二、关于北越，我们是否应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是否应在港口布雷，摧毁堤坝，或者我们应全面限制对北越的轰炸？

三、我们是否应对和谈采取被动的政策？我们应该积极寻求和谈，还是应放弃和谈？

四、我们应从越南搬军吗？

五、我国政府应采取什么积极的步骤联合本国人民并更好地与之交流呢？

林登·B·约翰逊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是以他一贯的玩牌方式，他保留了能够使“哲人”

小组成员做出明智和充分解答的关键材料。

在前一天，“哲人”

小组成员们听取了厄尔·G·“巴斯”

·惠勒和乔治·卡弗的简短介绍。

这两人是中央情报局的越南问题专家，对战争一贯持乐观态度。

除此之外，“哲人”

小组成员们没有看到任何书面材料，特别是没有见到海军少将拉罗克颇具说服力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越南取得军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更没有看到理直德·赫尔姆斯的分析：即美国从越南撤出所冒的风险是有限的和可行的。

同样令我失望的是，总统也没有向“哲人”

小组成员出示前一天我给他的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阐明了我对美国在越南所处困境的分析，以及我对如何处理这种两难处境所做的最理智的判断。

我在备忘录的附信中，指出了我们面对的严酷现实，我说：“在东南亚继续我们现在的行动是危险的，这将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并招致美国人民的不满。”

同时，我也扼要地提到，我明白对总统来讲，在越南问题上放弃我们传统的做法，改变事态的进程是多么的艰难。

但那正是我所建议去做的：“在备忘录中有一个变通的方案（对我们的现行方案而言）。”

我告诉总统：“这份备忘录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接着我指出，“由于这些观点可能与您的不一致，因此我没有给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或厄尔·G·”

巴斯“·惠勒看过。

您看完后，如果希望我与他们讨论并向您汇报我们的共同建议，我将照办。”

我希望总统在研究了我的备忘录后，会让我将它发给我们高级军职和文职助手们进行广泛、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我知道我的建议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也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但它们的确提出了我们必须给以解答的问题。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希望的事并没有发生。

在备忘录的开头，我展望了即将来临的一年。

我强调说，我确信：“从美国的公众利益着眼，继续我们目前的战争进程，并不能使我们在一九六八年接近胜利，更不能阻止美国人民日益减少对我们卷入越南的支持。”

此外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面对增加陆军部队的要求，这就需要招募新兵或征召预备役军人入伍。”

其结果自然是使美国一九六八年的伤亡人数成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