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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第2页）

，坐落在“奥雷里亚诺第二去寻找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的那个离大海一千公里的遥远而又凄凉的镇子”

。

对于出生在加勒比地区的加夫列尔来说，“那所学校是一种惩罚，而那座冰冷的城市简直是一种不公”

。

他唯一的慰藉是读书。

加夫列尔一文不名，举目无亲，而且又是被“一大群穿着讲究的公子哥儿们”

包围的沿海居民，他只有在书本里才能找到摆脱这种阴暗的现实的唯一途径。

在学校宽敞的宿舍里，他高声朗读这些作品：《魔山》、《三个火枪手》、《巴黎圣母院》和《基督山伯爵》。

星期天，加夫列尔实在忍受不了这座安第斯山城的寒冷和凄凉，便躲在学校图书馆读儒勒·凡尔纳和萨尔戈里的小说，读西班牙或哥伦比亚诗人的作品。

他们的诗篇曾经在教科书上出现，都是些蹩脚的、咬文嚼字的诗人。

幸好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个文学现象：一群哥伦比亚青年诗人在鲁文·达里奥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影响下，在巴勃罗·聂鲁达更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名为“石头与天空”

的文学小组。

这群在文学上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摒弃了浪漫主义诗人、高蹈派诗人以及新古典主义诗人。

他们认为可以用比喻来表达他们敏锐大胆的见解。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造反派，”

今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是说，“如果没有‘石头与天空’，我真不敢说我会成为作家。”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攻读法律。

诗歌仍然是他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东西。

他不爱读法典，爱读诗歌。

诗，诗，诗，如他今日所言。

“我最为倾心的消遣（在那个时候）是在星期天登上装有蓝色玻璃窗的有轨电车，只要花五分钱，就可以从玻利瓦尔广场到智利大街不停地兜风。

我在有轨电车里度过了那些令人忧伤的下午，那些下午似乎拖着一条由其他无所事事的星期天连缀而成的没有尽头的尾巴。

而我在这种放任兜风的旅途中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读诗，读诗，读诗！

在城里坐一个街段的有轨电车，我可能就能读一个街段的诗，直到夜雨霏霏、华灯初上的时刻。

然后，我跑遍老城里寂静无声的咖啡馆，去寻找一位好心人陪我一起谈论谈论我刚刚读完的那些诗篇，那些诗篇，那些诗篇。”

他对于小说的兴趣是从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的那天晚上开始的。

至今，他还记得，他是怎么拿着同学刚刚借给他的那本书，回到坐落在市中心他下榻的穷酸的学生宿舍的。

他脱去上衣，脱下皮鞋，钻进被窝，打开书读了起来：“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