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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借助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鲁迅先是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继而加入编者的队伍。

到了一九二○年秋，鲁迅应聘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进入了北大。

其实，在与钱玄同作那番谈论之前，鲁迅已经注意《新青年》。

据《鲁迅日记》载，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他曾给当时在绍兴的周作人寄十本《新青年》。

这十本《新青年》，或许是陈独秀所赠，也许是蔡元培所送。

一九一七年三月，由于鲁迅、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译员，于是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大。

同年九月，周作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又介绍了弟弟周作人。

于是，周氏兄弟进入《新青年》行列。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力主改革，招贤纳士，众星汇聚北京大学，而陈独秀身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纳入《新青年》编辑部。

《新青年》新增一批骁将，面目一新，战斗实力大大加强。

如沈尹默所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

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

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

后来，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刊载《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又稍作调整：“第一号，陈独秀；第二号，钱玄同；第三号，高一涵；第四号，胡适；第五号，李大钊；第六号，沈尹默。”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

在沉闷的中国大地，《新青年》发出一声声惊雷：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倡白话文、白话诗；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举起了反孔教的旗帜；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随感录，向封建迷信发起了进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以及后来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颂苏俄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部分：前奏初出茅庐的“二十八画生”

就在《新青年》杂志推出一篇又一篇彪炳显赫的雄文之际，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号，登出了一篇《体育之研究》。

此文的作者的名字是读者所陌生的，即“二十八画生”

！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笔名。

作者不愿透露真姓实名。

那是陈独秀从一大堆来稿中，见到这篇寄自湖南的《体育之研究》。

虽说文笔尚嫩，但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何况《新青年》杂志的文章很少涉及体育，便把此文发排了。

推算起来，这是“二十八画生”

头一回跟陈独秀结下文字之交。

当时，这位“二十八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