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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第2页）

首先，企业界对政府支出的种种反对都被压倒了，因为政府机器，包括各“自治集团”

（农业、工业、劳工和文化的），是在工业巨头和极权政党的头子们的伙伴关系的直接控制下的。

这些头头之间是存在着摩擦和猜忌的，但是任何一方如果不与另一方勾结，都不能行动起来。

工商界团体及其地区和职能性组织得到有意识的发展，以便在工业领域中能够保证政治优于经济，保证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不过事实上，由拥有最高产量或销售量的公司所领导的各卡特尔，比工商界团体及其附属各组织要重要得多，尽管在公众的眼里并非如此。

确实，就象德国报界消息最灵通的机构在过去所经常抱怨的，“实际上，各个集团和卡特尔人员的公开身份导致了使用工商界团体的影响和权力（这不应该控制市场），有便于加强各卡特尔的私下的权力”

。

因而极权组织的机构模式恰巧是这样安排的，它使得大企业在国内起到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有助于减少企业界对政府开支的反对。

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一个政府拥有工业界的支持而执政，企业家仍然保持对政府支出的种种反对，因为他们不知道下届政府会怎么样。

而在极权主义下，不会有什么下届政府。

此外，在政府支出的目的不损害私营经济部门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家就不反对政府支出。

诸如道路、党部大楼、体育场等规模宏伟、崭新的投资项目，都是从一开始就由政府支出，完全是私营企业“通常”

投资计划的范围之外的。

因此德国的工业家为自身利益欢迎上述公共工程项目，而这些工程又衍生出对许多工业部门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好处。

日本工业家对公用事业的发展感到高兴，这是成功地促进工业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意大利的工业家也欢迎政府当局执行的土地开垦方案。

只要存在未被使用的资源，他们都赞成军费开支。

民主国家也是一样，企业家对上述非竞争性的政府投资不可能持反对态度。

尽管如此，在美国，他们反对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因为他们看得出来，他们所不信任的罗斯福政府可能用这种手段更有效地强制执行反托拉斯法。

此外，民主国家中的企业家还担心，政府对公共工程计划开支的范围狭窄，而导致左翼政府实行工业国有化以便创造政府投资范围的诱惑力却是巨大的。

他们从法国和联合王国工人运动的党纲上发现他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要是象德国和意大利那样没有自由的工运，企业家就有理由相信私营经济会受到尊重。

只要存在未被使用的资源，企业家就不反对日益增加的政府开支。

既然政府开支不象美国那样主要用于救济，而是用于公共工程和军备，减少失业的效果立竿见影。

由于有了工资限额，充分地利用工厂设备便降低了生产成本，结果工业利润比其他收入增加得都要多，因为股息是有限的，又因为与法国的地位不同，资金外流是不可能的，周转（尽管有高额捐税）是如此之灵活，以致企业家能在货币市场购买政府短期债券（全属勘探GmbH债券，通称“梅福”

债券），并用这种方法来秘密地资助政府的赤字支出。

沙赫特和施威林·冯·克罗格负责货币和财政政策，最能正确评价从1935年以来由于加速增加军备支出可能引起的经济效果，他们开始要求政府注意除了军备以外的国家和党的其他方面支出。

从广义上说，他们的态度是，政府在促成充分就业方面应该仅仅是一个接生婆，在达到这一阶段以后，靠信贷资助的办法应立即停止，政府支出应该通过捐税和长期贷款来充分相抵。

1937年秋季，经济活动中的充分就业的水准从所有的实际意义上讲已经超过，但是政府支出在1938年全年有增无已，一直继续到战争爆发。

通过“梅福”

债券秘密地用贷款资助军备支出于1938年3月停止，但是施威林·冯·克罗格发现，尽管已有较高的税率，用增加税收和长期贷款的办法使收支相抵还是不可能的，因而被迫公开从短期货币市场上贷款来弥补差额。

但与此同时，政府支出集中于军备生产已经导致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军备和重工业——达到最高生产能力。

为了交付上述军备定货，必须增加工厂和设备。

因此，上述工业中的私人投资总额已于1936年达到1929年的水平，1936年到1938年几乎又翻了一番。

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私人投资的兴旺意味着企业主互相竞争以吸收工人和争取稀缺原料。

结果是由于明显的不顾工资限额，成本增加到对企业界不利的程度，而由于上述增加的成本只能部分地从较高的价格中得到补偿，工业利润趋于下降。

然而，上述利润须交纳高税率，这就意味着减少资金周转，不仅阻止了企业家向货币市场贷出现金，而且实际上迫使他们把存在帝国银行的“梅福”

债券贴现来补充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