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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第2页）

一抬头，那飞机竟像蝗虫一般，好几十架！

我赶紧带着宁君，又找了一个防空洞躲进去。

宁君烧得迷迷糊糊的，我抱着她，又找不到一滴水，只好把医院里开的药在自己嘴里干嚼了喂给她，让她吞下去。

重庆五月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防空洞里人又多，闷得不得了。

宁君一会冷一会热的，身上的汗水一阵阵往外冒，衣服都湿透了，头发沾成了一片片的。

我急得不得了，生怕会出什么事，好容易等到警报解除了，我背着女儿回到二合旅馆，看到的只是一堆瓦砾。

一个女人一边刨着碎砖头一边哭，那披头散发的样子，有点像这旅馆的老板娘。

我背着宁君到了牛角沱，才发现我运来的席子，大都被人们拖去裹尸体了。

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一阵，什么也没说，转身又走，我得把宁君送回孩子剧团去，那里毕竟是乡下，那里有我们的组织管她。

我疲惫不堪地在街上走，一路上看到人们都拿着一卷卷的席子，在裹着路边的死人。

好多的死人啊，都被炸得赤条条血淋淋的，有的孩子被炸成了两段，路边的树上挂着一些残缺的肢体，浓浓的血腥味混合着一团团黑烟四处飘荡。

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们，都是哭声，都是寻爹叫儿的哭声，我一边走，一边流着泪，这是日寇在我们的国土上的罪行，被炸死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亲如骨肉的同胞啊！

这就是当时惊震国内外的重庆“五三”

“五四”

大轰炸。

在这之后，重庆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死亡的人数简直无法统计。

光是一九四○年六月的那次，被国民党憋死在防空洞里的就达万人以上，被列为抗日战争中除了黄河决堤、长沙大火之后的第三大惨案。

这段时间，也是我艰难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

玉璧死了，竹栖也不在我的身边，雷忠厚从万县回来之后，按照朱德同志的嘱咐，联络了不少倾向进步的军官朋友，可是不久他就因为奔劳过度，开始吐血，不久就病死在重庆。

我一个人驾着船在渠河上往来，市面上物价飞涨，敌机轰炸又成了家常便饭，我的船好几次都被打烂在滩头上，不是我赔人家的货，就是人家赔我的货。

我没有了亲人，也失去了几个最好的朋友。

宁君到了孩子剧团之后，就随团到川北等地去演出。

我心里挂着一双儿女，四处奔走，还得想办法解决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一些同志的生活问题。

而这其中最令我失落的，是没有找到党组织。

有好几次，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走到了化龙桥的红岩村。

我坐在一个小茶馆里远远看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一坐就是好半天。

我知道，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南方局，是我们党中央派到国民党陪都来的领导机关，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许多的领导同志都在这里。

他们一定都知道玉璧，知道在华蓥山战斗了整整十年，而且即将和红军会师的这支队伍。

可是他们知道红军走后我们华蓥山区惨遭大屠杀的情况吗？知道玉璧牺牲后我们像无娘的孤儿在到处找党吗？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想象着我只要进了那座小楼，就会有了亲人，有了温暖，中央的领导和同志们都会围上来，听我的倾诉，安慰我，说一声：“联诗同志，你回家了……”

可是我一睁开眼睛，又只看见那座孤零零的小楼。

对于长期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工作的我，小楼显得陌生而遥远。

竹栖临走时告诉过我，南方局的秘密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不同地区的同志不能同时开会见面，连吃饭也由专人送到房间里来；还说党在国统区的方针已经确定为长期隐蔽，一般都不再发展或接转组织关系。

而我已经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好几年、还坐过牢的普通党员，所有的朋友和同志都不在身边，人家中央的领导们凭什么给我接关系？一个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老党员这么唐突地闯进党的领导机关，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人家怀疑……

有人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我慢慢站起身来，走出了小茶馆。

我知道在这里，到处都是特务，很多人从小楼里一出来就被跟上，有的从此就没有了下落。

我不怕死，可是我现在不能死，我的身后站着华蓥山那些铁汉一般的同志们，他们正眼巴巴地盼着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天黑了，我在长街上踽踽独行，昏黄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拖得好长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