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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此时，我才意识到，泰翁是带我们觐见逊帝。

当时，就在御花园里，逊帝溥仪端坐在一把椅子上。

旁边站立着一个瘦削的老者。

看到泰翁，逊帝面露喜色，但并未曾起身，只是举左手给泰戈尔让座。

逊帝虽退位已久，但威仪犹在。

我们一干人等只能站立两旁。

待泰翁坐下，逊帝说：“先生为印度大诗人，郑孝胥则吾国之大诗人。

今日相遇于此，实不易得之机会，吾先为两大诗人留影以为纪念。”

说完逊帝站起来，让人为泰翁和那老者两人照相。

那老者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郑孝胥。

照完相，泰翁对郑孝胥说：“君为中国大诗人，亦解英文否？”

郑孝胥用英语回答说：“吾所知者甚浅。”

随后逊帝开始用英文与泰翁交谈起来。

交流还算流畅。

而后，逊帝亲自作向导，领着泰翁游览御花园。

泰翁为中国园林的优美和富丽而折服，赞不绝口。

行至一个凉亭。

泰翁话锋一转，突然说道：“一百五十多年前，贵国傅恒将军从云贵撤军时，带回一颗稀世钻石献给尊敬的乾隆皇帝。

此事，陛下可曾听说？”

逊帝对泰翁的问题感到很惊讶，说道：“先祖起居录中并没有记录此事，想来定是无稽之谈。”

泰翁默然。

出了凉亭之后，泰翁就和逊帝告辞。

我们步行到神武门口，乘车离开。

……

沉默看到这一段日记，不由得沉思起来。

当年，泰戈尔访华时，在国内曾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社、以梁启超为首的讲学社等，对泰戈尔推崇倍至。

而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及鲁迅先生，对泰戈尔却持另外一种态度。

陈独秀在1923年10月2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期上，发表了署名“实庵”

文章，题为《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

认为“像泰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之昏乱思想”

，根本不值得欢迎和介绍。

鲁迅在《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中，也对泰戈尔语涉讽刺。

但是，在争论之外，无论是推崇一方还是批评一方，所有人都不能解释的一件事就是泰戈尔为什么去觐见溥仪？当时，溥仪已经逊位十三年之久。

而且，这次秘密觐见，并不是通过新月社和讲学社联系的，也不在事先商定的行程之中。

这件事，自然地被批评派当作攻击泰戈尔的重要“把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