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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与考古学家（第1页）

今年文物界最大的新闻就是在奥尔贝泰洛附近的“七窗别墅”

（Settefinestre）发现了猪舍。

那是一座院子，四面有许多用矮墙分开的隔间，地面上还有挖开的区域，那是猪的食槽，上面盖着顶棚，如今只剩下起支撑作用的底座。

这个构造一经发现，人们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些隔间是用来把猪养肥的；学者特意咨询了养猪户，后者认为这一构造和如今大同小异。

但是古典文献的记载却立即让这一假设化为泡影。

科鲁迈拉[44]论农业的著作与该别墅属于同一时期（公元前1世纪），其中就有论养猪的章节，但并未提及将猪养肥的内容：当中列举了最适合猪的食物，但进食的场所始终都是牧场和树林。

通过对猪舍环境的研究，我们发现它是为母猪怀孕、分娩、哺乳所准备的。

“猪不能像其他群居动物那样关到一起饲养，”

科鲁迈拉写道（引自罗萨·卡尔泽基·奥内斯蒂的译本，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猪舍应该设有隔间，供母猪在产后甚至孕期内休息。

比起其他动物，母猪特别容易在群居时出现混乱，它们会互相倾轧，由此导致流产。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猪舍应该设有隔间，隔墙应不低于4英尺，这样母猪就翻不过去了。

隔间也不应当设有屋顶，因为养猪户需要确认小猪的数目，确认母猪没有把它们压在身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也可以及时把它们抱出来。”

因此，七窗别墅的发掘为我们呈现出一间与科鲁迈拉的描述相一致的猪舍，即一间为繁衍小猪所准备的产房，而每头母猪都有自己独立的隔间（拉丁语写作harae）。

实际上，罗马式养猪与现代养猪有着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前者侧重于猪的数量以及它们的行动力。

究其原因，在古罗马，猪并不会在别墅里宰杀，养猪户要将它们成群结队地赶至城市（正如在冷冻车发明之前，远西区的牛仔也要一路将牛群赶至芝加哥的屠宰场）。

因此，公猪总是在室外生活、饮食，隔间则专为母猪而设，保护它们度过四个月孕期以及三周的哺育期。

七窗别墅的猪舍共有27个隔间，可以容纳27头母猪，每头母猪每次怀孕可以产下8头乳猪并且每年怀孕两次，可想而知，人们一年便可以培育400多头猪。

然后还有哺乳的问题，不仅对古罗马养猪户是个难题，对如今的考古学家也是难题。

科鲁迈拉叮嘱说，要让每头母猪只哺育自己的猪仔，因为当小猪被混在一起，它们会吮吸任意母猪的乳房，而母猪根本就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孩子，这样下去，有些母猪就会过于疲惫，而有些小猪会营养过剩，而另一些小猪则根本吃不饱。

因此，科鲁迈拉认为，养猪户最重要的技能便是记忆力：要能够认出每头母猪的幼仔并且避免混淆。

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养猪户可以用树脂给小猪做标记来帮助自己记忆，不过“最简便的方法是给猪舍（这里指的是相互隔开的隔间）设置高度合适的门槛，高度低到母猪可以随意进出，又高到小猪无法逾越”

。

在这一点上，科鲁迈拉的观点与七窗别墅的发现并不吻合，别墅猪舍的门槛非常低；而且科鲁迈拉与瓦罗[45][其著作《论农业》（Dererustica）在丰富性和准确性上都完全不输科鲁迈拉的作品]的论述也有出入，瓦罗的文章指出门槛应该很低才行，否则怀孕的母猪越过门槛时就会挤压到腹部，这样会造成流产。

（不过瓦罗的文字自相矛盾，才隔了几行他又写道，高门槛可以防止小猪逃跑。

）

想要解决这些矛盾，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考古发掘务必要小心谨慎，把最微小的细节都呈现出来。

实际上，每个隔间的门槛处都有一条沟，这在任何其他门槛石上都不曾发现。

如果这条沟不是用来放置水平屏障，饲养员将其抬高就可以让母猪通过，放下又可以阻止小猪越过，那么这条沟还有什么用呢？如此看来，门槛的高低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调解。

因而，考古的铲子须怀着敬意去发现历史的每一道痕迹，它才能表明事实与典籍并不相悖，而典籍本身也并不自相矛盾。

地下的信息基本上都没有丢失，或者说地下的信息得到了最好的保全；然而考古挖掘这一行为本身带有危险性，如果操作不当，就可能破坏保存了几个世纪的宝物。

意大利考古学界向来都只重视纪念性的古建筑，考古学家只为凯旋门、柱子、剧院、浴场所动容，而其他东西都只是无关紧要的碎片罢了。

在那些没有多少纪念性古建筑的国家里，另一种文化却相当发达；这种文化已经传播到全世界，在我们意大利也有一个忠实的信徒：安德烈亚·卡兰蒂尼[46]，这种文化将考古学看作是对每一寸土地中每一个细微迹象的研究，以此重构古人的日常生活、商业、农业，以及社会的发展阶段。

这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假设与验证之上的工作，需要不断地进行试错、解谜、演绎和归纳，正如猪舍的案例。

在过去的五年中，每到夏天就有约五十名意大利和英国的学生来到七窗别墅，在安德烈亚·卡兰蒂尼的指导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