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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平（第3页）

[Rep84]，以及与专制制度下浮夸风格所截然不同的精神所吸引。

他还创作插图和连环画，对电影也十分着迷。

“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几乎天天去看电影，有时候甚至一天看两场，那大概是在1936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总之就是在我的青少年时期。”

[As74]

然而对于卡尔维诺这代人而言，青春期注定要以最戏剧化的方式提前谢幕。

“那是1938年的夏天，我开始对青春、社会、姑娘和书籍有了懵懂的认识，可是这个美好的夏天却以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的会面宣告结束。

里维埃拉的‘美好时代’就此终止……因为战争，圣雷莫再也不是一个世纪以来各国人民的聚集地了（之后也不再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圣雷莫成了米兰和都灵的郊区），恢复成利古里亚省的一个古老小城。

虽然当下难以察觉，改变已经近在眼前。”

[Par60]

1939—1940年

他的思想立场尚未定性，在二者之间左右摇摆：一边是对谨慎的地方身份（即“方言”

）所抱持的批判精神，另一边则是模糊的无政府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我看来世界就是由多种层次的道德与习俗构成的圆弧，这些层次之间并不冲突，而是比邻而居……这样一种格局完全不像现在看起来那样，丝毫没有将选择强加于人而不容置疑。”

[Par60]

卡尔维诺既写短篇小说、诗歌，也创作剧本：“从16岁到20岁这几年，我梦想成为一名剧作家。”

[Pes83]他在绘画、讽刺漫画和插画方面培养着自己的兴趣和才干。

1940年春夏之交，卡尔维诺在乔瓦尼·古阿莱斯基主编的《贝托尔多》的《小篮筐》（IlCestino）专栏中发表了部分作品，署名杰戈（Jago）。

[Par60]

1941—1942年

获得高中文凭后（高中毕业考试因为战争而暂停），卡尔维诺进入都灵大学农学系学习，该系也是他的父亲曾经教授热带农业的地方。

第一年他通过了四门考试，却完全没能融入这座大都市以及大学的氛围；另外，他与大学法西斯团体[83]内部的不安情绪也是格格不入。

卡尔维诺对电影很感兴趣，因此撰写了一些电影评论；1941年夏天，《热那亚日报》发表了他的两篇影评，其中一篇是托托主演的《起飞的圣·乔瓦尼》。

1942年5月，他将一部手稿《疯子是我还是别人》（Pazzoioopazziglialtri）交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却没有被接受。

这部手稿收录了他青年时期写下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写于1941年。

他带着作品《人群的喜剧》（Lacommediadellagente）参加佛罗伦萨大学法西斯团体国家剧院举办的比赛。

1942年11月，这部作品被评审委员会收录在大学法西斯团体的剧团优秀作品中。

卡尔维诺的人际交往也值得一提，尤其是与埃乌杰尼奥·斯卡法里[84]的友谊（他们还是高中同学），激发了他对于文化和政治的兴趣，虽然仍显青涩，却十分活跃。

“慢慢地，通过和尤金尼奥的书信往来，还有在夏天的交谈，我的反法西斯意识开始悄悄觉醒，在阅读中也找到了方向：你去读赫伊津哈，去读蒙塔莱[85]、维托里尼，还有比萨卡内：那些年的文学新作标志着我们接受的混乱的道德文学教育的各阶段。”

[Par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