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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书房（第1页）

《南方都市报》读书版要做一个“文人读书”

的专版。

我说，我读了一些书但乱七八糟不成系统，不过一些碎片，还是写写书房吧。

每个文人要走过很多寒冷的路，书房才是一生的暖箱。

我两岁的时候就启蒙了，在成都。

外公李耳余那时头顶“现行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

“特嫌”

（指特务嫌疑人）三顶反动帽子被监控在家，除了接受批斗没事干，就教我念字，繁体字。

我太小，有时念不出“狗”

“猫”

“牛”

来，就以“汪”

、“喵”

和“哞”

来代替，外公捻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很得意，说“这娃趣哇哇的”

。

我五岁时开始学背唐诗，和现在的背法不一样，外公讲究“吟”

，那种怪声怪气让我很害怕，屡屡被打。

九岁时开始读《三国》《水浒》及夏商周秦汉，我不理解，但记性很好，能把南北朝、五代十国的皇帝和大将们分得很清，也能把鎏金镗和方天画戟分得很清。

给我启蒙的这段时间，外公用日语和英语翻译《毛主席选集》，翻译到高兴之处就用食指敲得桌子笃笃响。

躲在墙脚的居委会大妈听到后就飞快跑去派出所报告，说李耳余越来越反动了，躲在家里用外国话骂毛主席，还笃笃地发密电码。

我见过一次外公扫大街的样子，头上流着血，腿肿得发亮。

但还乐观，说幸好老夫会武功，没被打出内伤。

他是晚清留洋大潮的学生，与后来一个很著名的“郭”

姓同学兼同乡交好，但人生诡异，两人四十年后因志不同道不合彻底交恶。

我记得他总骂，读书人叛变，就是读书读到牛勾子（牛屁眼）去了。

我一直想问这是什么典故，可惜他走了。

大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外公因中日邦交恶化愤然回国，受聘于北师大任教，后转到大西南。

积极投入到抗日和反国民党的潮流中，和车耀先交好并营救了一些地下党人。

晚年他说，我在国民党时期是左派，在共产党时期是右派，我左右两边都不是人啊。

他最困难时，那个“郭”

姓同学好心让他去北京，也好给他一些照应，他拒绝了，说不能与之为伍。

现在想来，外公就是书读得太多，臭清高，自寻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