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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

穆斯林联盟的正式态度比较克制。

迟至1939年8月28日，它的工作委员会才宣布，“决定世界大战爆发时穆斯林的态度尚属为时过早”

。

此种审慎态度似是出于几种动机。

由于联盟的政策和力量主要来源于感情上的反印度教和反国大党，而不是反帝国主义——尽管在印度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原则上是不能把反帝的调子唱得低于国大党的——其领导人时刻准备着投入他们等待着的真正战斗。

幸而联盟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并没有象国大党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它，而是半推半就的，所以不受约束。

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已预先显示了他后来高度成功的领导策略，他认识到联盟“最高指挥部”

同旁遮普和孟加拉政府——这两省很可能在战事爆发时支持令中央政府——之间的分裂对联盟的团结和实力是致命伤，并且认识到从策略上考虑，有利的方针是利用国大党可能犯下的错误和可能出现的分裂。

所以穆斯林联盟对战争的正式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的。

这是又一个确实的例子，说明了印度政界对即将面临的世界大灾难的看法，都是按照自己的国内问题而反映出来的。

锡兰在走向自治的时候所面临的社区问题和印度很不相同，而且幸运的是，程度要温和得多。

锡兰人口约七百万，其中僧伽罗人占三分之二左右。

僧伽罗人大多数信仰佛教，但也有少数信仰基督教而且占有重要地位。

泰米尔人（为印度教徒，但也有少数人信基督教）一百五十万，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古代入侵者的后裔，其余三分之二是新近来自印度南部的移民，大部分是临时性的。

其他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有来自马拉巴尔海岸的马拉亚兰人、“摩尔人”

（阿拉伯商人的后裔）和“自治市的自由民”

（荷兰人的后裔）。

早先宪法中规定的社区选举根据1931年新宪法已予废止，代之以地区代表制，成年人均有选举权。

1931年宪法和通常一样，也是以提出报告作为制定宪法依据的委员会主席多诺莫尔伯爵的名字命名的。

虽然政府是由一个以总督任主席并有七名锡兰人任部长组成的委员会领导，但行政责任分给若干官员和国务会议的七个“执行委员会”

负责。

每个委员会自选其主席，当选主席即为各该部部长。

多诺莫尔宪法成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攻击目标——来自大体上说是要求完全自治并废除委员会制的多数派和要求社区代表制的少数派。

1938年11月，总督安德鲁·考尔德科特爵士应殖民大臣之请就锡兰的宪法地位问题提出了一份报告。

他认为，社区登记和社区选举区的要求应予抵制，应以内阁制政体代替原设委员会的方案。

战争爆发时制宪争议正发展到这一阶段。

宣传鼓动是温和的，除几个小团体外，都没有超过在下一阶段给予锡兰以“自治领地位”

的要求，甚至可能同意附带一些限制条件。

一个特殊困难是由于锡兰有那么多的印度种植园工人而产生的。

锡兰当地人希望将他们排除在选举之外，除非他们永久全家定居锡兰。

而这些在种植园劳动的印度人则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强烈要求“在权利的一切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

。

锡兰政府和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摩擦于1939年已经到了严重地步。

自从1886年以来，缅甸全境均为英属印度所统治，按印度的模式治理。

缅甸与其说是被并入英帝国，毋宁说是被并入印度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