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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扣厂野餐会（第3页）

），人们还举行方形舞会，有小提琴伴奏。

但是据我记得，到了一九三四年，这种过分铺张的庆祝活动就被削减了。

下午三点左右，父亲会在踢踏舞的舞台上作一次演讲。

演讲总是很短，但无论是年长的男人还是女人都会专心致志地聆听；女人们如此专注是因为她们在厂里做工，或者嫁给了厂里的工人。

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就连年轻的男人也开始听演讲了；甚至身着夏装、半裸着手臂的姑娘也不例外。

父亲的演讲从来不长，但你可以从他话的字里行间领会他的意思。

“有理由高兴”

是好事；“有根据乐观”

就是坏事了。

那一年，天气又热又干，持续了太长的时间。

野餐会上没有像往常那样放许多气球，也没有旋转木马了。

玉米棒子非常老，玉米粒皱得犹如人的指关节；柠檬汁喝上去像掺了水，热狗被一抢而光。

然而，蔡斯公司还没有人被解雇。

生产放慢了速度，但没有解雇工人。

父亲说了四次“有根据乐观”

，却没有一次提到“有理由高兴”

。

台下，工人们的神情一片焦急。

当我和劳拉还小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参加这种野餐会；现在情况却不同了，我们到场却是一种义务。

我们得去亮亮相。

这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母亲不管有多么不舒服，她总是每场必到。

母亲去世后，瑞妮就接管了我们。

她对我们这一天的衣着打扮总是精心准备，一丝不苟。

我们不能穿得太随便，因为这会显示出一种轻蔑，似乎我们对镇上人的看法毫不在乎；但也不能穿得太讲究，因为这会给人一种摆架子的感觉。

现在我们长大了，可以自己挑选衣服——我刚满十八岁，而劳拉十四岁半——不过我们已不再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了。

尽管我们有了一些瑞妮所说的好行头，但过分的奢侈在我们家向来是不提倡的。

不过，最近奢侈的定义变了，它意味着一切新的东西。

野餐会上，我们俩穿的都是去年夏天穿过的蓝色阿尔卑斯村姑裙和白衬衫。

劳拉戴着我三年前的那顶帽子；我自己戴的则是去年的，只是换了一条丝带而已。

劳拉似乎并不介意，而我却相反。

我说了自己的看法，劳拉说我太看重衣着了。

我们听着父亲的演讲。

（或者说我听着。

劳拉是一派聆听的样子——两眼圆睁，头专注地歪向一边——但你根本无法知道她到底在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