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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2页）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张、杨兵谏，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但张、杨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彼此早有矛盾，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又对他们相煎甚急，所以都有反蒋之意，只不过没有说破，直到张学良最后一次从洛阳回来，他们才终于相互交心，道破了天机。

但究竟何时举事，怎么行动，却又心中没底。

１２月７日，张、蒋之间的激烈争论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使他们终于认识到，对蒋介石不能再存在什么幻想了，举行“兵谏”

已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

但他们经过密商，认为事关重大，需要进一步摸一摸西安各界、特别是上层人物的动向，以便一旦举事，也好区别对待，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壮大联合抗日的力量。

所以，１２月８日，杨虎城曾特地走访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党政要人，如邵力子等。

在他与邵力子谈话时，邵力子不知是有意呢，还是无意，他竟出人意料谈到自己的忧虑。

杨问忧虑什么？邵说：“我不是忧虑别的，而是忧虑可能演出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啊！”

所谓“二二六事件”

，是指日本的一些法西斯分子的叛乱。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一些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军事法西斯分子，由于不满当时执政的保守派的政策，企图取消议会政治，建立独裁政府，以便更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在东京发动了叛乱。

他们袭击许多内阁大臣，刺杀了藏相和教育总监。

结果，暴乱虽被镇压，但从此政府中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势力也更加猖獗了。

邵力子的这个比喻显然是不恰当的，当时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

至于以后爆发的西安事变，那恰恰相反，它不但不是什么叛乱，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正是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是反对蒋介石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怎能与日本的“二二六事件”

相提并论？不过，杨虎城闻听此事，还是不禁一惊，连手里正夹着的纸烟也掉在了地上，他还以为是他们准备进行兵谏的事已经泄漏了呢。

实际这只是他的猜测，因为东北军的下级官兵要求抗日，对国民党当局早有不满情绪，搞一个反法西斯的“二二六事件”

也不是不可能的。

至于张学良、杨虎城将要进行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的兵谏计划，邵实际并不知道。

可是常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虎城的误解和虚惊虽然很快就打消了，但由此事他和张学良也深感责任重大，形势紧迫，事不宜迟，若不当机立断，一旦事泄，让蒋介石听到一点风声，就会功败垂成，悔之莫及。

这难道不是他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吗？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性命交关的事，务必慎重！”

仿佛有人在劝阻了。

但张杨二将军举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是的，是有点狂妄，胆大包天，但却并非不自量力。

他们信心百倍，生死置之度外，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仗义执言，扶正祛邪，哪会没有一点风险呢？但真正的勇士，必将披荆斩棘，奋然前行！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石破惊天的豪迈壮举，在所难免！

逼蒋抗日，当在其时，蒋氏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

①②　吴一凡：《委托莫德惠见蒋经过》，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③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８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