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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3页）

出部门不及百英里，护驾的军士叛变，他们先杀死杨国忠，次要将杨贵妃赐死，玄宗李隆基别无他法。

只好让她被缢死。

这位忧虑满怀的君王到四川的伤心旅程，表现着国都与农村两端之间缺乏实质的联系。

玄宗和护驾军士的对话，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种极权的产物，只是它的基础无非儒教之纪律。

当这纪律败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

安禄山的叛变被敉平，他的儿子安庆绪和其他番将的变乱也终被解决。

可是唐代朝廷从此未再重新掌握到过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势。

在剿荡以上叛变的时候，政府不能不倚重边区的杂牌队伍，有的算是中国人，有的则属于少数民族。

实际这也是在小处一再隐忍妥协，而将问题延搁。

只是安禄山和他的效尤者也无能力，甚至缺乏组织上的逻辑去推翻李唐政权，或者统一北方。

唐代的后期可说生存在一种不稳的平衡之中。

唐朝组织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随着而来的租庸调税制和府兵并未明令废止，只是任之用进而废退。

公元780年总算产生了一项新法规。

所谓“两税”

从现有的土地持有人手上征收，而放弃了有名无实的均田人户。

这办法没有全国标准，中央政府不过将数额分配于各道（较以后之省为小，较州为大），责成地方官作内部分配。

实际上全国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数在北方，从未缴税于中央。

即是南方，缴纳的品物也采取一种进贡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长得到中枢的借重，而算不上执行国家权责。

不稳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为政的情形与以后150年共始终。

可是这与第二帝国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

华族大姓与上述的发展全不相关，舞台上主要的人物为军人，可是也没有继续不断的战事。

叙述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参考赖孝和（Edwin　Reischauer）教授所说：“此中的情节必有相对性。”

唐初的壮丽繁华经过夸张的铺陈；说到后期的凋零和败坏也可能说得过度。

事实上地方分权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譬如说成德镇下辖4州，在今日河北之东南，即始终由同一个王家掌握超过100年，这就不是不稳定的征象了。

魏博镇的何进滔于公元829年由军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认任节度使，下辖7州跨于今日河北河南之间。

传统历史也说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将职位传至子孙。

这种发展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

这时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种抽象观念组成的大帝国，其管制的范围缩小，行政的效率必较前提高。

可是一个孱弱的中央，也有它的缺点。

公元763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夺；765年他们又和回纥在郊外集结，准备再来一次洗劫。

唐将郭子仪时年70，不顾本身危险，单骑无武装地来到回纥阵营之前。

过去他曾率领唐帝国的少数民族部队，这次他也获得成功，他以口语重申中国天子“天可汗”

的地位，使回纥首领再度罗拜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