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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海外关系（第3页）

。

接下来，至少有一刻钟，两位主角都没有意识到屋子里还有另一个人存在。

老头拎着箱子进屋，外婆去烧水泡茶，谁也不说话。

直到水咕嘟咕嘟顶起壶盖，我实在忍不住去扯外婆的衣袖时，她才猛地醒过来，攥住我的手，指着老头的背影说：“昱宁喊人。”

“喊什么？”

我轻声问。

“舅公，你亲舅公。”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舅公，很快就成了挂在全家嘴边的惟一话题。

比“舅公”

或者“娘舅”

出现频率更多的词是“香港”

。

这个近两年（准确地说是从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见过邓小平之后）我在无线电广播里、在十二寸黑白电视机里反复听到的字眼，突然就跟我们家有了如此切近的关系。

关起门来，我妈激动地向我爸勾勒家族树的形状，描述杨家（外婆）和孙家（外公）的近代史。

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我只靠耳边蹭到的几句，就轻易拼出了来龙去脉。

总而言之，我母亲那一脉，上几辈都是从宁波到上海这个大码头来出海的船员。

他们在这个总人数庞大而交际范围狭小的圈子里互相帮衬，介绍工作，结亲通婚。

我的太公跑了大半辈子船，舅公在三十年代末子承父业，到“太古轮船”

上当水手。

1949年后太古关了上海办事处，舅公就跟着公司去了香港。

开始还往家里寄钱，想尽办法跑上海航线，后来……故事一到“后来”

就索然无味，妈顿了一下，拿不准该怎么说。

对家史的缅怀不时被打断，因为爸妈常常被外婆叫出去到厨房帮忙。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家里的房门不断地开开关关，飘进来一股股让我肠胃痉挛的饭菜香味。

窗外听不到爆竹声，窗里却是比春节更亢奋的气氛。

白斩鸡酱油肉炒螺蛳冬笋发芽豆咸菜黄鱼汤，我就傻愣愣地看着它们像变戏法一样从桌子的每一个方向冒出来。

姨父被派去采办大闸蟹，因为他有个表亲在菜场里卖排骨，可以领着他去找水产贩子，至少不会短了斤两。

我清楚地记得临行前，他的脸被晚霞映得通红，像地下党接头那样压低了嗓子问外公：“十五块钱一斤，也买吗？”

“买。”

外公也不自觉地压低了嗓子，“你娘舅喜欢的。”

那时候，菜场职工仍然比学校教师吃香得多，买肉买油仍然要凭票，而大闸蟹的黑市价，却在那两年里贵得像现在的房地产一般神奇，吃一顿至少得花掉普通人半个月的工资。

街上总是盛传着有人花多少张“大团结”

买蟹，却被小贩狸猫换太子，拎回家一看是一篮子砖头的悲惨故事。

好像从记事起，家里的餐桌上每每出现面拖梭子蟹，我就会跟着大人的深情回忆，想象一下大闸蟹是何等尤物。

奇迹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就在那个深秋的下午——是的，因为有蟹，所以我能确定那是秋天——舅公来了，于是大闸蟹也来了。

分配食物似乎是外婆与生俱来的本事，姨父刚从菜场回来，她就拿出了服膺众人的方案：客人吃一对，主人（外公外婆）分一只，而陪同的小辈，各家都分到半只。

这半只，每一家都给了孩子。

记忆里那天的日光灯特别亮，把家里最大的八仙桌照得伤痕斑驳，把我和表妹表弟——每一个吃蟹的孩子都照得青面獠牙。

好吃，我说，这话没经过大脑，甚至没经过味蕾，我觉得它就像那片映红了姨父面庞的晚霞一样，是最赤裸最美好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