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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章 胡惟庸的结局7（第3页）

（《后汉书•；刘玄传》）。

显然，“诏狱”

也可指关押、囚禁犯人的场所，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清楚此段话语。

灵帝时，曾派遣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休囚徒”

（《后汉书•；孝灵帝纪》），“诏狱”

与维护地方治安、鞠系罪犯为主要职责的“亭部”

并称，其具有囚禁犯人处所的意义自是不容否认。

汉代中央、地方的很多牢狱，多因为临时收押、讯问钦定案犯，『性』质才发生变化而成为“诏狱”

，“魏郡诏狱”

、“钜鹿诏狱”

等即是如此。

“诏狱”

兴起的原由，两汉典籍缺载。

不过，《宋史•；刑法志》中的记载，对我们认识问题或不无裨益：“本以纠大『奸』匿，故其事不常见。”

时代相隔久远，宋元时期的判定是否适用于两汉呢？笔者倾向于赞同。

实际上，汉代就有类似意义的话语出现。

东汉顺帝时，大司农李固就当时选举人才中出现的弊病上书奏言。

顺帝接纳其建议，“于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

（《后汉书•；李固传》）。

从诏旨内容中可以看出：“诏狱”

用以纠察为非作歹的官吏。

这一点也应是“诏狱”

特『性』所在，即纠察、惩治的对象与行为的特殊。

比如，“诏狱”

作为打击诸侯王的重要手段，诸侯王心知肚明且有余悸，江都王刘建就有“我为王，诏狱岁至”

（《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刘建传》）的怨言。

又如，“诏狱”

多牵涉朝廷要人，文帝时的周勃、成帝时的王商，二人虽曾贵为丞相，但均受“诏狱”

之苦，周勃甚至有“安知狱吏之贵乎”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