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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冤案（第5页）

对于这件案件，《明史》记载，李存义父子是这样供认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亲家李存义去游说李善长，李善长起初大惊，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啊。

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友去劝诱，说事成之后当封其为王，善长“不许，然颇心动”

。

后来胡惟庸亲自出马，善长“犹不许”

。

过了一段，胡惟庸又让李存义去劝说兄长，李善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仅此似乎还不足定案，很快，在李善长家的几个奴仆，也纷纷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的阴谋。

“大逆不道”

的罪名终于成立，有意思的是连老天也示意李善长该死了，《明史》上说，李善长刚刚定罪的时候，星相学家“言星变”

，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

。

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老谱，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理由来清除他不喜欢的二十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

。

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皇帝当年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

，也成了一张废纸，……

总体来，李善长似乎也可以的定上被“谋反”

的罪名，但细心人一看，却是不然，这一切，很容易让人忽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李善长的封赏。

第一次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拜李善长为右相国，时犹承元制尚右。

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擅长辞令，朱元璋有所招纳，往往由他代草。

几次大的战斗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两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讨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长留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

前方战事频起，命将四征，百万供给，皆由李善长转调。

又请征两淮盐税，立茶法，皆根据元制而去其弊政。

不久复请制钱法，开铁冶，定渔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

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论功封李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赏赐无算。

时惩元纵弛，颇用重典，法律有三条关于“连坐”

的款文，李善长建议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与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

不久，李善长又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称帝后，命李善长为大礼使，定追封祖、父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事宜。

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仍旧。

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式。

监修《元史》，主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天下岳渎神祗名号、封建藩国及功臣爵赏，存恤国初都先锋、十大元帅、都尉、指挥、阵亡无后者之父母妻，禁淫祀。

总之，明初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各种典章制度，事无大小，皆由李善长和刘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第二次，在洪武三年，封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宣国公李善长，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封韩国公，参军国事，食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卷，免二死，子免一死。”

如此大的封赏，可以看出在洪武一朝，李善长是位极人臣，这样的荣耀，的确没有谋反的理由。

年至古稀，77岁高龄的李善长真的会造反吗？这个疑团没等到今人来破解。

就在李善长被处死的第二年，御史解缙代虞部郎中王国用写了一份《论韩国公冤事状》，为李善长鸣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