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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第2页）

但是我们知道，资本家把他的资本分成两部分。

他把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这是他的资本的不变部分。

他把另一部分转化为活的劳动力，这一部分形成他的可变资本。

在同一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资本划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是不同的。

在同一生产部门内，这一比例是随着生产过程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结合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是，无论一定量的资本是怎样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无论后者与前者之比是1:2或是1:10，还是1:x，刚才确定的规律都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根据前面的分析，不变资本的价值虽然再现在产品价值中，但是并不加入新形成的价值产品。

使用1000个纺纱工人，当然比使用100个纺纱工人需要更多的原料、纱锭等等。

但是不管这些待追加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提高，降低，还是不变，也不管是大是小，都不会对推动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价值增殖过程有任何影响。

因此，上面确认的规律就具有这样的形式：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部分的量成正比。

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

每个人都知道，就所使用的总资本两个部分各占的百分比来说，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获得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

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象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00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一样。

尽管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表述过这一规律，但是它却本能地坚持这一规律，因为这个规律是一般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

古典经济学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

以后我们会看到，李嘉图学派是怎样被这块拦路石绊倒的。

“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

的庸俗经济学，在这里也象在其他各处一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

它与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理由”

。

我们可以把社会总资本每天所使用的劳动看成一个唯一的工作日。

例如，假设工人人数为100万，一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日为10小时，那末社会工作日就是1000万小时。

在这个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条件还是由社会条件决定，只有工人人数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价值量才能增加。

在这里，人口的增加形成社会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

反之，在人口数量已定时，这种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长来决定。

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这个规律只适用于以上所考察的剩余价值形式。

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

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

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

假设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末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

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

但是，资本家除这8小时外还要工人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

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

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

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

。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充当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别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

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限定每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